材料一   唐代与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以陆路交通为主，但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也发展迅速。唐朝政府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海外商船到达广州后，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港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对来华贸易的外商，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

——摘编自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材料二   自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创设榷易署以来，政府第一年即收入三十万缗，不久更增加到五十万缗。绍兴末年，广州、泉州市舶司由“抽买”所得利益每年达二百万缗。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

——摘编自何崇恩《宋代外贸小议》

材料一   “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从1120年到1142年，宋、金忙于战事，双方对建立榷场贸易的问题仅进行商讨。绍兴和议后的1142年5月，双方榷场贸易建立起来。宋金对峙时期，政府三令五申，不许民间过界买卖，但无法禁止，政府出面建榷场，顺应并承认民间经济交往。

——摘编自靳华《宋、金榷场贸易的特点》

材料二   南方各省商人赴东北贸易始于康熙中叶的海禁开放后。如康熙四十九年，上海县上字73号商船“装载各客布匹、瓷器，货值数万金，由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华亭县华字90号商船领有“县照及江南海关部牌，揽装茶叶、布、碗等货”“前往关东贸易”。康熙后期大量南方海商前往辽东半岛，乾隆以降南方海船到辽东贸易的数量大大增加，位于渤海湾西岸的锦州开始成为闽广商人贸易的重要港口。东北向南方输出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从南方输入以棉布等手工业品为主。

——摘编自许檀《清代前中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与营口的兴起》

材料一   清朝前期的市场管理仍然是一种封建性质的粗放型、征税型、统制型的征税管理体系，与近代自由、法治的市场管理有显著差距。《钦定户部则例》涉及主要商品的禁榷制、榷关制商税的征收和对征税职官的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市场管理法。此外还颁布与《大清律例》相似的《大清会典》，并配以特色鲜明的地方法规，具体管理上，“例设牙行”成为“国家治市之典”，通过牙行“评物价”，以控制市场行情和交易，凡商品流通的枢纽地方设有榷关（有常关和洋关），明确规定征税货物种类及税率，严格限制官员侵犯商人。《唐律疏议》将市场管理的《杂律》列为七条律文之一，清代在明代《市廛（chán）》与刑法、土地法、民法、婚姻法等并列基础上，将市列为专节规定；明清以前市场法律中弹性条款较多，给矫情执法创造了条件，清代市场立法仅对外贸易市场部分，就有贸易品种、方式、管理、纳税标准、惩处标准等具体规定，《唐律疏议》规定“参市，谓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大清律例》则规定“笞五十”；《唐律疏议》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笞六十”，《大清律例》则规定“笞五十”。宋元以前，对市场的经营场地、时间、市官的设立及职责、互市贸易等方面都有规定，清代集封建社会历代市场管理法之大成，在牙行、商税、禁榷制度、榷关制度、漕政、朝贡互市上大大丰富了市场管理法的内容，达到了封建社会市场管理法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唐湘雨《清末民初市场管理法制建设研究》

材料二   清末规范市场的部分法律   

材料三   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外市场日益活跃，晚清政府为防范制度缺失给不法行为留下可乘之机，从商品交易环节到金融货币流通等多方面清理不法商人的违规行为，构建市场秩序；1903年，商部成立，地位仅次于外务部，商部内部，将农、工、商、工艺等分开具体负责，地方设立保商局、商政局等，中央与地方形成较完整的管理系统。商会在公司注册、监督各商都发挥了政府辅助机关的作用。

材料一   秦汉时期，全国以商业发达的大都市为中心 ,形成若干个分布在交通干线上的经济区域，长安、洛阳、邯郸、北方的蓟(今北京)、长江三角洲的吴(今苏州)、珠江三角洲的番禺(今广州)都是重要的商业中心。交通干线上驿传罗布，车马转输往来不绝。商业门类繁多,高利货也成为重要行业,称作“子钱家”。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逐渐发达，建立了自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丝绸之路”。主要出口丝织品，进口貂皮等毛织物、香料、珠宝等。番禺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形成。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

材料二   隋唐时期，广州、明州是对外贸易的港口。中国的商品,特别是丝织品和瓷器，行销日本、南海诸国和阿拉伯等地，并成为一些国家的贵族、富人所喜好的高级奢侈品。唐代，在市场上还出现了“飞钱”。商人把大宗货物运到长安等地出售以后，由商行付给凭证，能到外地兑取现款，省却在旅途中携带许多银钱的麻烦。

——摘编自白寿彝《史学二十讲·隋唐》

材料明代相关法规对高利率的限制、拖欠行为的惩办，以及商人对抵押制度的改进，促使工商业者在借贷不易或不可能筹集到资金时，转而寻求合伙，因此这一时期合伙制向普遍化及股份化发展。商人间“纠合伙伴，同财共作”，合伙人以口头要约或书面协定，投入货币或货物、门面、铺号等实物，甚至是经营者的劳动力（专业知识、经营能力等），共同经营，共担风险，按实物或虚拟资本比重，将收益“股份”划为常见的半分、三七分、二八分。合伙方可为单次合作，利润“日分”；也可常年保持合伙关系。在贩运贸易以及远地的联号生意中，财东对于合伙商铺的日常经营无法实行有效的监督，因此“朝奉”“掌计”“掌柜”等经理人日益壮大。

——摘编自刘秋根《明代工商业中合伙制的类型》

材料   唐中后期，回鹘依靠丝绸之路带来的便利进行转手贸易。在同中原贸易中获得的大批丝缰、茶叶等货物的同时，回鹘人在留够自用的部分后，将剩余的货物转手高价卖给西北少数民族和西方各国。由于丝绸之路上来往商旅、使者络绎不绝，回鹘人作为中转商获利丰厚。回鹘利用助唐平乱、索要马价等事宜获取了来自中原的大量人口、锦帛和钱财……中原人口的迁入使西北游牧民族学会了种植庄稼、建筑房屋。回鹘西迁后，仍与中原王朝和中亚各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为东西方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并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了突出贡献。

——摘编自黄畅《回鹘汗国与中原商业贸易探微》

材料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包括副业和家庭手工业）为本的社会，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商业发展与繁荣的基础。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也是有曲折的，出现过几起几伏，其中经历了三个高潮期，依次是战国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这些高潮期都处于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段，商业的发展对社会转型往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走向新阶段。三个高潮各有时代和阶段性特点。但几次高潮期之间，也出现因内外因素，而导致商品经济衰歇或受到重大挫折，造成商业萎缩的局面。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