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 世纪是建立城市和市镇的伟大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村人口在1911年多于1841年，但是它们在农村家庭人口成倍增加的年代确实也接受了乡村外流人口，此种移民似乎在19世纪40年代达到高峰。1851 年后情况发生变化。煤田周围居住稠密人口，煤矿人口是整个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新矿工原是移入的乡村劳动者;但是煤矿人口的增加也有本身自然增殖的因素，煤矿人口的自然增殖速度在许多年份中比任何部门都高。到19世纪中期，乡村和城镇的人口大约各占一半，以后天平倾向一边，到1871年城市人口已占有大得多的比重。在随后40年中，农村和农村经济在国民生活中退居次要地位。

——摘编自[ 英]W. H. B.考特著《简明英国经济史》

材料二   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在物质方面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和成就是十分巨大的。但正是这种进步和成就，使社会失去了原有的协调与平衡。“已近两个世纪的现代文明在人们合作能力上没有扩大和发展，而在发展物质的科学的神圣的名义下不知不觉地做了许多事情损害着团体协作和处理人事能力的提高”。一位澳大利亚人说道：“科学的发展能够使我们认识一切，唯一的例外是，人类迄今仍不知道如何和谐地共处。”

——摘编自[美]乔治.埃尔顿.梅奥著《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材料一   最初欧洲的经济总量远远无法与亚洲的中国、印度相比，欧洲人在从亚洲输入香料、丝绸、瓷器、棉织品等商品时，能向亚洲销售的产品极少，多数情况下只能以金、银等贵金属交易。尽管在13、14世纪连接欧亚非地区的世界贸易网已经形成，但欧洲在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随着欧洲人越来越广泛深入地融入和利用既存的世界贸易体系，并在其中发挥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到19世纪欧洲终于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

——摘编自弗兰克《白银资本》

材料二   城市化初期，普遍存在对涌入城市的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工人在恶劣环境里超时工作，没有社会保障在汽车时代，治理交通拥堵及尾气排放成为英国城市面临的新挑战。过去两百年，英国工人待遇有了很大提高，英国社会福利体系逐步完善，例如英国1834颁布的新版《济贫法》19世纪英国通过了《公共卫生法》，对城市建筑的配套卫生设施，做出了明确规定。19世纪后期，英国两次颁布《工人住宅法》，应对贫民窟问题，20世纪初基本解决了“城市病”英国在城市化进程中，走过了对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摘自李亚丽《英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借鉴》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古代行政权力致力于基层秩序的稳定以及赋税徭役的征收。家族宗族负责家族内部及家族之间民事纠纷的裁决、乡约教化、协助政府管理赋税徭役的征收事务、推进资助乡村公共事业、保卫乡里，等等。乡绅作为乡里的代表与官府沟通，官府批准的福利救济经费通常由士绅承担。很多地方，保甲职役是由宗族组织中的各姓氏或房支派轮流顶充，保甲与宗族是相互融合的。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从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城市特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接管各大城市后，中国共产党废除了保甲制度。参照乡村经验，不少城市建立了市、区、街三级行政管理体制，街政府成为最基层的行政机构。这种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导致政出多门，效率低下，无法适应城市“集中”的特点。不久，街政府被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进一步探索城市基层管理模式。1954年，国家颁布条例，规定在城市基层设立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自治性组织居民委员会，正式确立街居体制。通过街居体制，无单位、无组织的群众被全部纳入政府管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