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洪武年间，“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房屋各照原编字号造定文册，内府收照”,如报恩寺的42间廊房就属于南字号。其中，军士居营房，官员所居廊房称廨舍，均免“赁钱”。“苟在朝者，皆给廨舍处之”,“不许别衙门官员掺占”,“凡有司官吏不住公廨内官房而住街市民房者，杖八十”。太祖还“命於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至于城中民居之廊房，则征“廊房钞”,“系民住房屋上纳”,“四季征收”,沿至明末;征“门摊”,明初收钞贯，嘉靖朝“针对开张铺面，每户征银3分3厘”;万历年间，征“房号钱”（摊派的雇佣钱）,“以门面间数征收”。然而，景泰年间，“洪武中拨住房屋，今多焚毁倒塌，而办纳房钞如故”。嘉靖年间，“御赐廊房通被军民之家占为己业，法司各官反行赁典借住，使恩制不及于品官，官房占为市业”,对各卫新军，兵部不再供房，而是“每名给银买房居住”。

——摘编自「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明史》等

材料二   建国初期，我国出现了不少乱占城市房屋的混乱现象。1950年1月，经政府机关研究后《人民日报》信箱答文：城市房屋，无论是属于城市地主或乡村地主所有、现在都不得没收，政府保护城市会馆及一般宗教迷信团体的房产，不予没收或接收。1950年11月，政务院规定：城市一切合法之私人房产出租时，其租约由双方协议订立，若有不正常租赁关系，予以取缔;公共房产出租，公私两利原则下，应收一定租金，对贫苦、烈、军、工属及集体宿舍等，可酌情照顾。1951年2月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没收后的财产（包括房产）归国家所有。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批转《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屋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指出：在一两年内逐渐完成对城市私人房产的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之间的买卖仍应允许，但必须经政府房产管理机构登记和批准。

——摘编自何勘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史》

材料一   远古时代，先民一般利用天然河水、湖水或泉水维持生计。夏商周时期，人类活动区域不断扩大，在无天然河湖可资利用的地方，只好开泉、凿井取水。秦汉以后，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对生活用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井、泉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统治者不得不开发水源，修渠引水，以解决城镇居民的用水问题。汉武帝元狩三年修昆明池，并引池水入汉都长安，供居民使用。隋唐长安有比较完备的供水系统，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分别从东、南两个方向进城，与城中众多的水井相辅相成，共同解决城市生活用水及环境用水问题。唐代以后，宋元明清诸代在大中型城市中也普遍建有供水设施。

——摘编自王双怀《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及其特征》

材料二   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影响下，各地沿海通商口岸如天津、上海先后建设了城市自来水供水系统。20世纪初，北京供水不足问题进一步引起各方人士重视。1908年北京连续发生火灾，清廷寻求防火方法，袁世凯称自来水为解决之道并获得政府支持。因国力衰微，政府财政状况捉襟见肘，自来水公司只得采取招商集股的方式筹集资金，随后发行300万元股票。又因技术落后无力自产，供水设备只得向外国购买，但外国公司只计自身利益，对中国的自来水系统建设不负责任，建设过程很快出了问题。在铺设安装水管时，部分宗室以管线可能会经过其祖坟为理由阻挠，甚至将官司打到了宗人府。

——摘编自张凯昭《民生之首：清末民初北京的自来水系统》

材料一   工业革命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交通信号灯应运而生。

交通信号灯的发展演变历程

——根据郑祖武《城市道路交通》整理

材料二   1923年，上海公共租界便开始在部分十字路口使用机械装置指示车辆停止与前进。 1923年4月13日，南京路的两个重要十字路口最先安装了信号灯，并由交警手动控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们迫不及待的想与国外互通有无，第一批红绿灯于1979年3月20日大量进入国内，当天，北京市在北新桥、东单、崇文门、花市等9个比较繁华的路口安装上了所谓的“交通指挥仪”，开始尝试用红绿灯指挥交通。1980年后，北京开始使用自动控制的交通信号灯，此后交警不需要再随时控制信号灯的转换，更多的警力被解放出来，投入到地面交通的管理中。1985年前后，多相位红绿灯诞生，此后国内开始实行左转与直行分车道行驶的方法，不仅大大提高了道路通行能力，还降低了事故发生的概率。

——摘编自《道路交通管理》2023年9期

材料一   1871-1910年德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单位：%）

——摘编自徐旭华《德意志帝国城市化影响因素分析》

材料二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不断进入城市，土地利用日益集中，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的机械化进程加快发展。有限的土地资源决定了德国农业领域扩大的不可持续性，于是，在持续工业化造成的对粮食、原料等不断增长的需求面前，刺激了德国农业科学技术，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在1840年，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发表《化学在农业中的应用》一书，提出植物生长主要靠氮、磷、钾三种基本元素，说明了施肥的科学道理，从此开始了科学的化学农业时代。同时，城市化改变了城镇的面貌和农村的生活节奏，让偏僻的村庄和城镇连接起来，原先城乡之间的隔阂被推倒，改变了农村人们的思想观念。

——摘编自姜丽丽《德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化研究》

材料一   19世纪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地区差异。

材料二   从1978年年底到1997年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29.9%，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前29年城市化速度的2.5倍，是世界同期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1992年以后，逐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一批陆上边境口岸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开始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小城市的数量和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开始呈增长趋势。到1997年末，有731个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和分行）分布在中国大陆的29个城市，其中700家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63%集中在北京（243家）和上海（215家）两个城市，其次是广州（61家）和深圳（54家）。

——摘编自周一星曹广忠《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材料一   10—11世纪，西欧各地兴起了众多新兴城市。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1万余人；14世纪初，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近代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形成，有力的改变了西方社会中传统的社会状况和生活结构，使有史以来的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出现一个大的转变。农村人口大量的向城市迁徙，祖祖辈辈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农民，迅速的转向各种工商业工作，新兴的工业城市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依托于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破坏了原来脱胎于封建城市的那种以家庭经济为中心的城市结构。城市中劳动人民居住条件恶化，形成贫民窟；而资产阶级在环境较好的地区建造舒适的高级住宅别墅。

——摘编自郭笑撰《西方城市化理论、实践与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材料三   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1960—2010年）   

——许学强、周一星等编著《城市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