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教会认为黑夜代表罪恶和危险，每当夜色降临，欧洲各地城市会实施宵禁。16.17世纪，人们对黑夜有了新认识，赌博、跳舞等晚间娱乐活动已是宫廷贵族日常生活。17世纪中后期，城市普通市民也开始享受夜晚生活，英国咖啡馆、餐厅、小酒馆可以通宵开放。18世纪是欧洲城市夜晚急剧变化的时期，一些城市夜晚也不再关闭域门，甚至连城墙都推倒了。进入19世纪，夜生活的时尚潮流已势不可挡。巴黎最有特色的夜生活在拱廊，夜晚的拱廊遍布汽灯，灯火辉煌，是巴黎最大的购物场所。伦敦也出现了斯特兰德广场、莱斯特广场和皮卡迪利广场三大夜生活商贸中心。

材料二   进入18世纪后期，夜晚劳动的行业比比皆是。1816年英国棉纺织厂的女工和童工的日劳动时间长达14-18小时，其间用餐时间只有40分钟。类似的状况引发了劳工群体的抵抗。在这一时期，劳动时间向夜晚不断延伸，出现了轮班工作和“三班制”劳动方式，夜间劳动从此成了劳动制度的组成部分。

材料三   人类在黑夜的很多活动其实都具有经济意义，无论是夜生活的兴起，还是夜间劳动，本质上都是夜间的经济活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俞金尧《资本扩张与近代欧洲的黑夜史》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逆城市化”逐步出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为逃离“城市病”控制下的城市，具有经济实力的富人最先走出城市，大批的中产阶级紧随其后。城市附近的小城镇和农村区城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因此得到完善，经济拉动力随之产生。乡镇在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缩小了与城市的差距。同时，对城市而言，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流出则相应地放缓了城市发展速度，推动城市调整并优化其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突出城市的产业优势。

——摘编自王宇冰、张丽莉《西方逆城市化实质及启示》

材料二   “逆城市化”并非西方所独有，中国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出现了此类现象。第一阶段“逆城市化”现象出现于1961—1977年。自1961年起，国家开始针对国民经济实施八字方针。城市人口吸纳能力降低，人口出现回流趋势。第二阶段“逆城市化”发生在1989—1991年。这一时期政府颁布了包括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强调农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城市就业岗位缩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力下降，农民工被迫回流农村。第三阶段出现了以“非转农”“逃离北上广”“离城返乡”“移居村镇”“回乡投资创业”为代表的多种“逆城市化”现象。对于“逆城市化”的研究热点也相应转移到了其对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小城镇的持续提振，以及振兴乡村，促进村镇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上。

——摘编自梅堂《中外“逆城市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对比》

材料一   1801年，英国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3%，而到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4%，1861年，已有16个城市超过10万，1881年城市化率提高到72%，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随着技术革新在棉纺织领域的展开，轻工城市率先异军突起，进而带动煤炭、冶金等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商品和原料的流动，需要畅通的运输渠道，大工厂制度需要仓库、码头储存原料与货物，因而一批交通枢纽城市应运而生。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内部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日益壮大，他们要求通过议会改革以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同时，城市人口的集中也为开办学校或其他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英国城镇中先后出现成百所技工讲习所，传授数理化知识。过去田园式的生活被节奏紧张的城市生活取代，人们追求的是世俗的利益而不再是宗教的慰藉；过去贵族乡绅热衷于赌博、嬉闹，现在则喜欢听音乐、欣赏戏剧，旅游等。城市集中了众多的工业，拥有稠密的人口，使得生活环境很难得到保证，如没有下水道系统，垃圾、粪便、污水不能得到及时处理，成为细菌繁殖和蚊蝇滋生的场所，城市中霍乱、伤寒、痢疾、疟疾等疾病很容易蔓延。由于住宅建筑滞后，加上资本家为利欲所驱使，使得城市的住房问题非常严重，密集的人口使各种犯罪活动也随之大幅度上升。

材料二   近代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及城市化率

——摘编自李蓓蓓徐峰《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分期研究》

材料一   最初欧洲的经济总量远远无法与亚洲的中国、印度相比，欧洲人在从亚洲输入香料、丝绸、瓷器、棉织品等商品时，能向亚洲销售的产品极少，多数情况下只能以金、银等贵金属交易。尽管在13、14世纪连接欧亚非地区的世界贸易网已经形成，但欧洲在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随着欧洲人越来越广泛深入地融入和利用既存的世界贸易体系，并在其中发挥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到19世纪欧洲终于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

——摘编自[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材料二   城市化初期，普遍存在对涌入城市的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工人在恶劣环境里超时工作，没有社会保障。在汽车时代，治理交通拥堵及尾气排放成为英国城市面临的新挑战。过去两百年，英国工人待遇有了很大提高，英国社会福利体系逐步完善，例如英国1834年颁布的新版《济贫法》，19世纪英国通过了《公共卫生法》，对城市建筑的配套卫生设施，做出了明确规定。19世纪后期，英国两次颁布《工人住宅法》应对贫民窟问题，20世纪初基本解决了“城市病”。英国在城市化进程中，走过了对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摘编自李亚丽《英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