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11世纪，西欧各地兴起了众多新兴城市。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1万余人；14世纪初，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近代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形成，有力的改变了西方社会中传统的社会状况和生活结构，使有史以来的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出现一个大的转变。农村人口大量的向城市迁徙，祖祖辈辈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农民，迅速的转向各种工商业工作，新兴的工业城市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依托于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破坏了原来脱胎于封建城市的那种以家庭经济为中心的城市结构。城市中劳动人民居住条件恶化，形成贫民窟；而资产阶级在环境较好的地区建造舒适的高级住宅别墅。

——摘编自郭笑撰《西方城市化理论、实践与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材料三   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1960—2010年）   

——许学强、周一星等编著《城市地理学》

材料一   1851年，英国人口中半数以上生活在城镇里，初步实现了城镇化。工业的发展，使各种类型的城镇都得到了发展的机遇，1821年，棉纺织厂的中心曼彻斯特的诞生，也促进了老城镇的新发展。1776—1851年这近百年期间，除1806—1811年和1836—1841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外来移民人口增长率外，其他年份的外来移民增长率都高于或等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1801年，英国有1036个大小城镇，1911年达到1541个。到1950年，大约80%的人居住在城市里，余下的20%里有许多其实也是通勤到城里上下班。19世纪初，中产阶级还大多居住在市中心，但逐渐在近郊开拓居住空间，与穷人拉开距离。

材料二   19世纪初的郊区住宅，还是紧靠老城区，以围绕广场而建的豪华联排别墅为主要形式。到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这20年中，伦敦郊区向四周全方位扩展，中产阶级甚至其他各阶级也全面参与了城市的空间扩展进程。而伦敦东区和南区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码头、工厂的需要，满足工人居住的需要。某些新“地铁”线路是为失业者提供的公共项目。家用小汽车的日益普及，使城市向周围区域不断扩展一从城市到郊区，再从郊区到大都市，再到城市远郊。

——陆伟芳《英国城镇化与郊区化发展的路径与特征》

材料一   工业革命的狂飙突进使伦敦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到1850年伦敦人口已超过200万,19世纪末更是达到了500万人。城市发展产生了大量公共管理需求，原有的地区自治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居民的需要，最终触发了1855年的伦敦管理制度改革。改革道路呈现出由地方自治逐步转向集权管理的趋势，改革建立的双层管理制度最初以教区委员会为基础，体现了对地方主义思想的尊重，之后随着一级管理系统的膨胀，次级管理系统受到压迫，双层管理制度的重心开始向一级管理系统转移。1855年的改革未能解决存在于城市内部的诸多矛盾，但是它通过《伦敦地方管理法》建立起一套双层城市管理制度，这一创举为此后的大城市管理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

——摘编自朱一丹《1855年伦敦管理制度改革》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的统一实践与要求下，中共中央同意在大城市设立二级政府，1954年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建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样，上海建构了“二级政府加街居管理”的新体制。新中国对上海城市社会进行了单位化重组，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国家统合大量物质和精神资源，职工即单位人在单位中获得有效管理。不仅如此，单位化并未止步于工作场域，在全社会单位化的背景下，以往游离于国家政治统治机器以外的社会成员也被纳入以街居组织为主要形态的基层群众组织框架，甚至一些居无定所的社会边缘人也被覆盖。如此一来，国家又通过街居体制实现了对无单位归属的社会成员的管理。至此，在街居体制之下，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上海基层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模式，是以单位管理为主，辅之以街居管理的。

——摘编自郭圣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及其层级结构研究》

材料一   英国毛纺业在15、16世纪成为民族工业，以科茨沃兹为中心的格罗斯特郡，与邻近的威尔特郡、萨默塞特郡一道，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毛纺织区。随着毛纺业发展，新兴纺织城镇和纺织村庄遍布科茨沃兹地区。但这种基于传统手工技术和旧有组织方式的生产，难以抵挡新技术和机器大工业的冲击，科茨沃兹所在西部毛纺区不但没有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甚至还未紧随。这个英国原工业化“先锋”，在迈向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落伍了，西部原有毛纺业城镇逐渐“空心化”。

从中世纪起，科茨沃兹当地人普遍用这种岩石筑房，其建筑的样式与色泽别具风格，加上绿色的草地、白色的羊群、赭色的岩石、遍布的毛纺业遗址，使得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1966年，科茨沃兹被规划成英格兰最大的“卓越自然美区域”而进行建设。2000年被列为国家公园。随着乡村旅游成为科茨沃兹经济新增长点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该地区居民收入远高于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等大工商业都市区。

——摘编自刘景华《科茨沃兹：城镇化进程中成功转身的美丽乡村》

材料二   在旅游开发晚于周庄、西塘等同类古镇的背景下，另辟蹊径的“乌镇模式”成了国内古镇旅游开发的典范。乌镇文化遗存与水乡风光在精心保护中得到了传承创新，成了年接待游客量超千万人次的“梦里水乡”。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乌镇为“圆心”，苏嘉湖交界区域奏响了共同富裕“交响曲”。2013年5月，由陈向宏、黄磊、赖声川、孟京辉共同发起的首届乌镇戏剧节举行。乌镇当代国际艺术展、木心美术馆……越来越多的文化元素像乌镇戏剧节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乌镇从“旅游小镇”“度假小镇”，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化的“文化小镇”。2014年，乌镇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召开以来，乌镇的数字经济企业数从12家增至1000多家。

——摘编自新华网《乌镇如何成为“世界级”》

材料一 1903年，上海商人游说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自来水。1904年，岑春煊奏请清廷，“欲救二端（救火、卫生），非速办自来水不可”。申请获批后，岑春煊从官饷中拨出白银六十万两，再由上海商人集资六十万两，于1905年成立自来水公司。鉴于缺乏给水技术经验，公司花高价聘请外国工师，订购机器设备。1909年水厂正式向市区供水。

——摘编自王德海《政府接管前后的广州自来水公司（1905-1938））》

材料二 作为城市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自来水事业早期发展却步履缓慢。与上海要排队或“走后门”报装不同，广州居民报装者并不多。当时还没有出现抽水马桶等设备，导致居民的用水量不会大增，广州也缺乏用水量较大的近代工业。广州曲折狭窄的街道，给铺设自来水管的工程带来一定的困难。长期以来，中国城市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事业，污水处理、疫病防治，多由社会力量负责。自来水曾一度因为有伤风化而被广州市民拒绝。

——摘编自谭慧施《晚清民国时期广州自来水事业与城市近代化》

“城市化”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古代城市化发展的高峰期，南宋时期的城市化率达到了22% …… 当时，打破 了唐代以来城坊制的旧格局，实行街巷制的新体制，并大力发展各类手工业、服务业、娱乐业、 广告业，同时取消流传千年的宵禁，大兴夜市。而且，户籍制度也不像唐代那样严格(唐代户 籍分为编户和非编户，编户称为良民，非编户称为贱民，贱民不得独立门户，须与良民共用一 个户口本),流动人口统称“浮客”,在城市居住一年即可落户，不少城市，浮客已多于主户。

——摘编自刘奇著《中国三次城市化浪潮的启示》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列强的侵略使中国丧失主权，经济结构发展畸形，造成近代中国长期的贫穷 与落后。但是，西方一些先进工业文明的涌入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 中国近代城市的崛起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城市的结构与功能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近代 城市的崛起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因商而兴，由工而盛”。

——摘编自赵津、李菁著《论中国近代城市的崛起》

材料一   唐代的城市管理以治安和政治管理为中心，仍实行坊市制度。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此前的坊门已经废弛，街、坊地界划分已经混乱，在州府及以上城市中形成了以厢统坊的厢坊制，并出现厢坊、壁隅交错并存，行政、民事、赋役、军事等交叉管理的格局，县级城市中则主要以坊进行管理。具体职能方面，厢主要管理行政和治安。壁和隅是军事性机构，其区划与厢、坊交错，主要管理军事、防火和治安，民事则主要由州县政府管理。而坊作为宋代城市中最普遍存在的城市基层管理单位，起初具有行政管理与治安管理等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厢坊制交叉管理使得坊作为管理单位的特点逐步淡化，成为征收赋役的基层单位，坊与巷日渐混同。

       ——摘编自寇博文、贾莹《宋代江南城市基层管理研究——以厢坊制为例》

材料二   自16世纪以来，伦敦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不断扩张。面对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伦敦的城市形态日趋落后，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政府消极被动的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1666年，伦敦大火为城市重建提供了契机。在王室主导下，依靠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伦敦依据大火后的城市实际状况，折中设计师提出的重建方案，统一新建建筑规格，着重修建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日趋完备，从而完成城市形态的转变。完成城市转型后的伦敦，自身活力大大提升，也引领了其他城市的建设风潮。

       ——摘编自刘聚《近代早期伦敦城市治理转型研究（1666～17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