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苏联出现了一场住房危机。面对危机的加深，1928年苏联政府出台了《住房建设法案》，该法案明确提出“有必要鼓励私人投资国有住房建设”，这激起了私人投资国有住房建设的热情。在苏联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私人投资的住房建设占总数的22.5%。国家除了为民众分配住房外，还提供了房屋租赁，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免费租赁房屋或者是低房租政策。此外，苏联政府还对原有房屋进行了维修或加固，费用由政府承担，并要求住户至少居住三年。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减少人员流动，缓解城市住房紧张局面。但是国家每年制定的住房建设计划，一直都无法按计划完成。
——沈晓龙《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研究》
材料二 罗斯福新政时期推行的住房政策，是美国克服经济危机、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对策，同时也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住房政策（部分）
| 时间 | 住房政策 |
| 1933年 | 通过《房主贷款法》，授权建立房主贷款公司 |
| 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包括授权使用联邦资金解决低费用住房问题、清理贫民窟住房和生存房基地 | |
| 1934年 | 通过了《国民住宅法》，建立住房管理署。根据该法建立了联邦存款和贷款保险公司 |
| 1935年 | 根据《紧急救济拨款法》，为参与公共工程建设的工人提供价值4.5亿美元的住房建设费 |
| 1937年 | 通过第一个《合众国住房法》，建立了美国住房署，规定为低收入家庭修建公共住房制定长远计划，为地方住房机构的低房租工程和清理贫民窟工程提供贷款 |
——摘编自黄安年《美国政府的住房福利保障政策从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美、苏两国出现住房危机的背景。并概括美、苏两国解决住房问题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苏两国住房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从西周到西汉，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所居、祭仪以东向为尊，故都城布局采用坐西朝东的方式；东汉以后，天子祭天之礼成为大典，定制在国都南郊举行，兼须配合举行盛大的元旦朝贺之需要，都城布局遂一变而成为坐北朝南；到隋唐时代，为了“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元旦大朝会的需要”，又设计了以都城中北部的宫城为主体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 都城布局又影响到州县治所城市的布局。在唐代州(府、军)治所城市普遍实行子城制度，“子城为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监狱皆设其间”，其次州、县普遍置立社稷坛。
——摘编自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材料二 1466 年，意大利建筑家劳拉纳与他人合作完成新宫殿的设计后，又为乌尔比诺公爵府设计了最初的图纸。在原来的基础上，劳拉纳设计了新的宅邸，在其中心设置当时盛行的庭院，使之成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典范。 劳拉纳提出圆形已经不适应时代，要用菱形或者矩形规划城市，城市的主广场应当是商业中心，也是政治、宗教、经济、表征中心。 总之，领主广场、大教堂、凉廊、军营、监狱和其他公共建筑等，构成市民生活的支点，应当清除没有秩序的、嘈杂的、有害的活动，街道应该分层次，适应不同的职能需要。
——摘编自朱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及其兴起背景》
材料三 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 近代城市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此外，城市空间出现新城区、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例如，在19世纪末，北方工业中心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 而上海的社会问题则更为尖锐，各种帮会组织在上海滩风起云涌。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四 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规划，推动城市空间高效合理的开发。政府将城市区分为不同级别：国家级中心、区域中心等，试图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群发展。 政府放宽了外贸限制，给予经济特区以对外贸易宽松政策，并允许外资进入投资设厂。对个别城市的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就业体制、企业行政机制作出了一些改革，开放了一批沿海港口城市。21世纪，中国城市化由单体城市向大都市和城市群发展，建立了城市新区，崛起了一批城市群。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城市群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摘编自孙全胜《成因分析及提升路径》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至唐城市规划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 15 世纪意大利“理想城市”思想兴起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对当时西欧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城市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后果。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当今中国应对城市化问题的优势。
材料一 顾准先生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但皇权专制主义绝不允许中国形成“无代议，不纳税”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可是从晚明江南社会的情形来看，形成此种法权体系也并非全无可能。江南地区不仅是费正清所说的：“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的中心”，而且是晚明中国“市民社会”萌芽最为显著的地方，是全国在野政治力量集结的中心、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中心。早期市民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相结合，对上限制专制权力的滥用，从而构成了对帝王权力的制约；对下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从而形成了一道保护市民阶层不受专制权力非法掠夺的屏障。这正是从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它标志着江南城市中已经生长出现代市民社会的最初萌芽。
——摘自许苏民《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17世纪中西大分流的历史教训》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控制体系。新中国初期的城市社会组织体系的重构应该说是成功的，是从当时实际出发的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一种较为成功的选择，它有效地实现了部分的全面整合，在较短时间内构建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在强大的基层组织体系的保障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一个个动乱分裂的城市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城市。
——摘自高中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明江南地区市民社会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重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意义。
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政府权力扩展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英国相比，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说明其原因。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化为广大乡村居民揭示了一个新世界——与农村庄园生活迥然有别，这个世界依靠工商业与外界沟通交换来维持生存，所以它具有相当开放性，同时它又是自由的，城市居民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无需向领主服劳役。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享有一定特权，一些城市获得了司法豁免权，其市民“只能在当地城市法庭被提起诉讼”；有的城市获得了“选举市长”的权利。中世纪的城市化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而且还是一种“追求自由和特权”的政治诉求，因为离开庄园意味着摆脱奴役，向城市迁移就是选择自由。
——摘编自侯建新《欧洲文明探索》
材料二
铁路机车的发明使得住宅到工作地点的最大可能距离得到了提升：首先，蒸汽牵引的动力机车沿着一条专门建立的铁轨行进。然后机车在铺设于城市街道的轨道上行进。原始的马拉机车最终被电力驱动的机车取代，并且这些有轨电车也被由汽油驱动、脱离轨道的公共汽车取代。……由于近一个半世纪，交通运载工具在尺寸、速度以及价格方面的巨大改善，使得工业城市的选址可以位于世界的任何地方，并且使得利用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料、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成为可能。
——摘编自阿诺德·汤因比《变动的城市》
材料三
工业社会给现代都市带来的危机，呼吁要复兴社区、强化社区功能，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社会中的新问题，西方的社区建设在这种背景下得以推广。如美国在一些城市成立了社会发展部，并成立社区组织委员会，大力推行城市社区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治疗和预防犯罪等。依托基层社会的崛起，通过政府的分权和授权，在基层社区中构造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现代治理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也是所有国家城市发展的共同目标。
——摘编自邱梦华《城市社区治理（第二版）》
(1)根据材料一，从中世纪城市“迥然有别”于庄园的角度，说明“向城市迁移就是选择自由”。(2)根据材料二，简述交通运载工具的革新对城市发展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列举“工业社会给现代都市带来的危机”表现两例，概述城市社区在现代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材料一 武汉地处内陆腹地，居中得水，地理区位优越，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大都会。武汉不仅在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中打响了第一枪，而且早在19世纪中期就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领头羊。但武汉的传统社会特征同样非常突出。武汉解放伊始，就面临着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任务，新生的城市政府明令禁止和严厉取缔纳妾、赌博、吸（鸦片）烟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大力移风易俗，改革、消除各种毒化社会、危害市民身心健康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俗。
——刘崇顺《社会转型与城市发展——写在武汉解放60周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立足自身实际，学习和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探索。武汉市在重点解决城市管理职能交叉、重叠、缺位、错位等问题的基础上，强化全口径城市管理数据互通共享，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城市管理的权威和综合效能。同时，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和引导，积极优化网络生态环境。政府先后制定《武汉市容环境卫生规范》《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既规范了城市管理执法权力，又促进新高考联考协作体了权力运行的精细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即提出城市管理市场化改革思路，由政府“花钱买服务”，引入市场力量、使用市场手段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武汉市引导社会各界通过“问计献策”“电视问政”、微信微博等各种途径参与城市社会管理，为优化城市治理出谋划策。
——陶维兵《武汉城市治理的历史探索与未来之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武汉由传统都会向现代都市转型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城市化治理的经验。
材料 19世纪后期，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城市饱受公共卫生问题的困扰。各种环境污染为病原体创造了适宜的场所，乱丢垃圾为疾病媒介提供有利条件，而激增的城市人口增加了感染的概率。城市卫生防疫措施的滞后导致高死亡率，越来越多的居民强烈地意识到卫生防疫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系统的城市卫生改革主张。各种公民改革团体在寻求解决垃圾问题办法的同时，也将其视为消除城市罪恶、腐败和疫病努力的一部分。这种进步主义的改革精神坚信能够通过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来改变行为。各城市兴起了以公共卫生机构建设、环境治理和疫病防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应用了当时被广泛接受的医学知识和新兴的科学技术。受英国环境卫生理念影响，19世纪40年代，美国城市的卫生意识开始觉醒，1894年，乔治·华林在纽约推行了一场街道卫生改革，使垃圾管理现代化，推行卫生教育，并将环卫工作转变为必要的城市服务，对美国城市的卫生状况产生了直接而持久的影响。华林唤起了美国公众对卫生科学的重视，在促进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提高市民城市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王丽敏《进步运动时代纽约城市环卫改革（1895-1898）》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纽约城市环卫改革兴起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纽约城市环卫改革产生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居民稠密、厨灶连绵，宫廷以及富户多用珍贵木材建房，而一般人户则多用普通木材或者用茅草建屋，屡有火灾发生。两宋时均有火灾防治的诸多法令，要求拓宽街道、扩大房屋间隔。宋真宗曾下诏要求陕西地区的军营将茅草更换为瓦片；宋高宗多次下诏改建房屋，“累令撤席屋（茅屋）作瓦屋，不奉行，比重罪当加重”，并要求在有火灾隐患的地方只允许建五十间房屋，各自留出一条宽三丈的防火巷，以阻遏火势蔓延。宋仁宗挑选精干军士，建立了中国最早意义的专职消防队——军巡铺。其主要任务是“夜间巡警”，走街串巷地巡查火禁施行情况，并负责火灾的扑救工作。但军巡铺缺乏集体操作的强力拆卸工具和远程射水工具，灭火手段存在很多不足。
——摘编自张雅雯《宋代城市消防制度探究》等
材料二 1949年11月成立公安部之初，新中国的消防工作就被纳入公安部治安行政局管理。1955年举办第一期全国消防训练班，系统地教授防火灭火理论、灭火战术、操作训练和技术装备的性能与使用等知识，此后，定期向广大群众传授防火灭火知识为惯例。在公安消防队外，企业专职消防队及群众性义务消防队陆续组建起来。1956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公安部消防局科学研究所及天津、上海、沈阳等地的消防科学研究所逐渐建立。1957年，新中国第一部消防法《消防监督条例》颁布，消防工作与体制建设走上了法制化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丁懿斐《在光辉旗帜下——新中国消防事业发展成就综述》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城市火灾防治的措施并分析其出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消防建设的特点并分析及其意义。
材料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政策大事记
重要事件 | 相关政策 |
| 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 | 有计划、积极地发展小城镇 |
|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通知》 | 开始允许务工、经商的农民到集镇落户 |
| 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 | “发展小城镇”成为国家城镇化战略 |
|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 |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小城镇发展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
|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 |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群 |
| 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 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发展城市群 |
——摘编自钱振明《走向共同福祉：新时代中国城镇化政策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有统计数据显示，2002～2012年，中国出现大城市迅速增长，而中小城市萎缩的状态。近年风行一时的县改区，更是将此推向极致。据民政部数据，2010年至2020年，全国共撤销了149个县，增加了120个市辖区。例如，崇明岛是中国第三大岛，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堪比整个纽约市面积，或相当于20个曼哈顿岛，2016年变为上海的一个区。省会城市长春、武汉、济南、长沙和南宁在县改区后市区面积都达到7000平方公里以上，远远超过上海。北京1.641万平方公里的市区面积，在世界范围内也罕有其匹。县改区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机遇，很多地方蜂拥而上，城市越做越大，变相加剧城乡差异。很多城市在新兼并的区域大量建造新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保税区以及田园城市等，听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但确实也有很多成为烂尾工程。
——摘编自王旭《从“城”到“乡”：中国城市化亟待转型》
材料三 大革命时期，法国政府将土地分成小块，卖给农民。土地成为私有，农民种地积极性非常高涨，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但好景不长，由于土地分散，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农村现代化改革措施，主要内容有：给55岁以上的农民发放“终身补贴”；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组建土地整治公司，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将买进的地块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另外，国家还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减免税费。与此同时，政府为鼓励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对农业机械进行价格补贴，免除农业机械燃料税。之后，政府进行统一规划，将全国分成了22个专业化产区：巴黎盆地，土地肥沃，成为小麦种植区；西部山区，草场资源丰富，重点发展畜禽牧业；北部地区，气温低，大规模种植了马铃薯和甜菜。这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商品量，对耕作、田间管理、收获运输、储藏加工、市场营销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于是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应运而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法国农户基本上都是合作社社员。
——摘编自马生祥《法国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政策的发展趋势，并简析1979～1984年政策的形成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目前我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农村现代化改革的特点，并谈一谈其能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提供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材料一 工业革命的狂飙突进使伦敦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到1850年伦敦人口已超过200万，19世纪末更是达到了500万人。城市发展产生了大量公共管理需求，原有的地区自治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居民的需要，最终触发了1855年的伦敦管理制度改革。改革道路呈现出由地方自治逐步转向集权管理的趋势，改革建立的双层管理制度最初以教区委员会为基础，体现了对地方主义思想的尊重，之后随着一级管理系统的膨胀，次级管理系统受到压迫，双层管理制度的重心开始向一级管理系统转移。1855年的改革未能解决存在于城市内部的诸多矛盾，但是它通过《伦敦地方管理法》建立起一套双层城市管理制度，这一创举为此后的大城市管理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
——摘编自朱一丹《1855年伦敦管理制度改革》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的统一实践与要求下，中共中央同意在大城市设立二级政府，1954年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建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样，上海建构了“二级政府加街居管理”的新体制。新中国对上海城市社会进行了单位化重组，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国家统合大量物质和精神资源，职工即单位人在单位中获得有效管理。不仅如此，单位化并未止步于工作场域，在全社会单位化的背景下，以往游离于国家政治统治机器以外的社会成员也被纳入以街居组织为主要形态的基层群众组织框架，甚至一些居无定所的社会边缘人也被覆盖。如此一来，国家又通过街居体制实现了对无单位归属的社会成员的管理。至此，在街居体制之下，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上海基层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模式，是以单位管理为主，辅之以街居管理的。
——摘编自郭圣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及其层级结构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1855年英国伦敦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城市管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城市单位化管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