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国人普遍接受西方医学知识 | B．鬼神致疫说已被医学界遗弃 |
| C．西方文明不断冲击传统认知 | D．晚清政府重视公共卫生教育 |
| A．传统医学重在教化病人心理 | B．中医不断完善自我 |
| C．儒家思想浸润传统医学伦理 | D．三教合一趋势加强 |
材料一宋代官府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不仅将“疫灾”提升为“四大灾害”之首，而且建立了以各级官吏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采取了医疗统筹、民生安置、行政管控等措施加以应对。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采取了赈济灾民、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理等措施。受官府的重视和引导，宋代社会对瘟疫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同时宋代各级官府一方面继续采用传统的赈济措施，另一方面将新医药学知识应用于疫病防治，采取了派医诊治、施散药品、建立医院、隔离病人、掩埋尸体等措施。
——摘编自韩毅《宋代瘟疫防治及其特点》
材料二近代医史学者谢观认为，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医学者无过于宋。宋代皇帝重视医学，并将其与“仁政”思想结合起来。自唐安史之乱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长期分裂战乱的时期，各种疾病广泛流行。同时，两宋时期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灾害的发生引起疫情的暴发。宋虽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但依然长期受到辽、西夏、金、蒙古等政权的威胁，战事不断，士兵死伤无数，军营急需医疗救治。社会的不同需求，对当时的医学提出了尖锐的要求。古方不能治今病，一部分医者开始努力探求新的治病方法以应付迫切的现实需求，而这也正好为医家提供了实践的机会，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升自己的临床能力和医疗理论水平。
——摘编自赵军斌《宋代的医学发展及其原因解析》
材料三先秦时期已有医疗救济方面的事例，但是那时的医疗救济更多是一种临时性的或季节性的举措，并未形成固定的机构和救济体系。两汉以降，历代王朝在此领域也有一定的举措，但仍以临时性的或季节性的措施为主。到了唐朝曾建有功能更为专一的病院即乞丐病坊。后虽被政府接管仍委托僧人管理，显示出较强的民间特色，但其规模不大，受惠面也有限。与此相比，宋朝的医疗救济事业无疑有了巨大的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医疗体系和救济制度，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
——摘编自张文、卢渝宁《宋代官办医疗救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瘟疫防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医学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先秦到宋代医疗救济的变化趋势，并说明宋代医疗救济的意义。
材料一 随着法律建设的长足发展，唐代医疗卫生管理呈现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唐高宗显庆年间“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形成了国家权威性药典《新修本草》，规范了地道药材的供应，《唐律疏议》还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唐代的统治者对于工匠、奴婢和囚徒的医疗卫生管理作了严格规定，“诸如丁匠、防人、官婢等底层民众，在服役或奴婢属官等情形下，若有疾病，主管之人应当送其就医，否则对主管之人处以‘笞四十’的处罚”。《医疾令》也规定“诸医针师，医监、医正量其所能，有病之处，遣为医疗”，中央与地方相配合，开展日常工作，进行州境巡疗，储备药材。
——摘编自王翔《唐代医药卫生法制中的人文关怀》
材料二 宋代诏令对骗取钱财、陷害生命的不法行医活动予以严令禁止，从最初的教化逐步过渡到“以故杀伤论”的有明确量刑标准的严惩。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诏令“民有疾而亲属遗去者罪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初置养病院”，特别实行“安济法”，以确保医疗效果。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除京师设立太医局外，宋廷又在地方设立了相应的医学教育机构，由各地的医学博士负责当地医学生的教习，这是地方医学机构的雏形。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宋廷在京师设立了“熟药所”，掌控药材的采买、成药的制作和销售，“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成……出售则又各有监官”。
——摘编自胡玉《宋代面向民间推广医药的有效尝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政府的人文关怀在医药卫生法制中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政府向民间推广医药的举措，并谈谈你对唐宋医药卫生管理的看法。
| A．历代疫病流行频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
| B．历代疫病流行频数与人口数量成正比 |
| C．中医理论的创新多出现于疫病高发期 |
| D．明清温病学说是对《伤寒论》的扬弃 |
材料一 至少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有关医院的概念。公元510年，第一个由政府管辖的“医院”由南朝君主建立。省一级半官方半私人的“医院”在隋代已出现。明代以后，随着中医“世俗化趋势的全面渗透，中医全面流入民间，成为每个人都可研习的一门技术。在古代中国，医院一直是宫廷的产物，传统的医事制度基本上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的，朝廷医官主要通过选拔医家子弟入宫。古代医疗机构为平民医治的程度和规模相当有限，民间的医生主要由儒医和方郎中充任，走乡串户，悬壶行医。“家庭”是原始的医疗单位和护理空间，医生对病人的诊治以及病人家属照方护理皆在家中完成。在医患关系上，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由地择医而求治，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中医的学术传承一直恪守着师徒相授的模式，这种方式无论规模抑或质量都相当有限。
——据廖育群《岐黄医道》等
材料二 18世纪初，英国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政策大都由教会或救济院完成，虽然有医生得到政府的公共基金照顾贫民，但法定的医疗政策仍未提出。医疗保健主要还是自由市场和民办组织的事情，但无论教会还是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对穷人来说都是相对有限的。这一时期，人们可能把多数医疗描述为“等级社会的市场”。内科医生得到贵族信任，外科医生是有权有势者的随从，也可能为当地贫穷病人或者伤员提供服务的修补工，药剂师出售药物也附带看病。18世纪后期，医疗制度渐趋完善。政府将改善医疗状况作为完善城市工业经济条件的一项方案。信息传播的改善也使报纸上刊登许多医学专利广告。同时医学也被自然哲学和科学原则为基础的社会有序化所感染，医学开始像牛顿的物理学一样具有确定性。在此基础上私立的医科学校与医科教学制度也被逐步建立。
——摘编自罗伊·波特《剑桥医学史》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医疗制度的特点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18世纪英国医疗状况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原因。
| A．《伤寒杂病论》 | B．《温疫论》 |
| C．《黄帝内经》 | D．《肘后备急方》 |
| A．强调生命活动的物质性 | B．助推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 |
| C．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 | D．已科学认识人体的形神关系 |
材料一 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枢密院作为国家最高防疫领导机构，全盘指导国家的防疫工作；郡治安法官具体领导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而教区牧师和教会执事则具体负责法令的执行与措施的实施，他们每周要向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起初法令要求染病住户主动隔离，后来鉴于成效有限不得不趋向制度化和强制化。在大疫面前，英国职能部门与官员大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英国君主也经常过问防疫事务并下达指示，而以乡绅阶层为主体的地方官员在接到法令和指示后，往往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来组织地方防疫。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天谴疫病观念为进步、理性的观念所取代，疫病不再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不再是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它只是一种生理病痛，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战胜的，这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有学者估算，在16、17世纪的防疫斗争中，政府投入与私人募捐投入的经费总计为33800磅，与同期欧洲国家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1950年，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要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疾病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各地广泛组织清洁卫生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等工作。1954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明确，应逐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全国卫生防疫机构建设经验的同时，国家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从此，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及各部门卫生防疫站，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卫生防疫组织体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时期。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防控传染病工作中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同年，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网络直报系统运行。
——摘编自王碧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60年》
材料三 近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了五波全球疫情的冲击，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近三年来，我们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和进一步的优化措施，以战略的稳定性、措施的灵活性有效应对了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近三年来，我们拥有了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医疗救治、病原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能力在持续提升，疫苗研发和接种取得了积极进展，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提升。近三年的抗疫实践，极大程度保障了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极大程度创造了生产生活条件和投资发展环境，极大程度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都为今天的防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近三年来，我们不断调整优化防控措施，每一次优化都是十分审慎的，是建立在此前防控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实践发现的问题，深入研究论证；每一次优化都是强调更加科学精准，聚焦病毒特性、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和国内外防控策略变化，因时因势进行调整；每一次优化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好地为老年人、婴幼儿等重点人群提供保障。
——摘自2022年12月初新华社社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意义。
材料一 古代先民为抵御疫情，留下了丰富的经验。《黄帝内经》中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来乱”，主张培固自身“正气”，以抵抗“邪气”侵入。秦律中明确规定了严格的传染病疑似患者的报告制度，如果一旦发现了疑似疫病患者，就要及时报告并采取隔离措施。唐宋时期，政府采取了医疗统筹、民生安置、行政管控等措施，并积极调动社会民众力量加以辅助。在与疫病的抗争中，历代医家们还形成新的医疗理论和方法。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施治”的基础，葛洪用柏芝散预防疫病，孙思邈研制出雄黄丸以避疫疾，这些都为疫病防治作出重要贡献。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材料二 清末，在北京地区，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到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新设的中央防疫处也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组织群众先后开展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科学防疫治疫宣传，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中国古代疫病防治的重要经验。
(2)根据材料二，归纳近代疫病防治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疫病防治的主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