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43年，《中华医学杂志》在重庆复刊，其卷头语写道：“本志自民元四年创刊以来，出版已达二十八卷。总会（指中华医学总会）迁渝后，学术空气，甚为浓厚，检以为本志有复刊之必要……俾国内医学学术之研究，际兹抗战期间，不仅得以赓续，并能产生新的收获，庶合中央抗建之旨，本会之幸，亦国家之幸”。
——摘编自张爱林《近代医疗卫生杂志的传播》
材料二：《中华医学杂志》复刊初期的部分内容
| 卷号及期号 | 部分文章主题 |
| 1943年第29卷第2期 | 国产抗疟药材之研究 |
| 蜂蜜对于治疗冻疮溃疡及小外伤之用途 | |
| 重庆市卫生新闻介绍 | |
| 1944年第30卷第4期 | 神经病科医师之训练 |
| 1945年第31卷第1期 | 海外空运服务社之医疗问题 |
| 1945年第31卷第3期 | 空运手术队之降落问题 |
| 1945年第31卷第5期 | 国外麻醉问题 |
——据张爱林《近代医疗卫生杂志的传播》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华医学杂志》复刊的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概括复刊初期《中华医学杂志》内容的特点。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华医学杂志》复刊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中国古代医学具有独特的医疗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唐代名医孙思邈指出，名利思想是“医人之膏肓也”，医者必须“无欲无求”“志存救济”；“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chi相貌丑陋），怨亲善友，华夷智愚”。《黄帝内经》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观点，喻示要防病于未然。中国古代医学主张人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影响健康的既有生物因素，又有社会和心理的因素，要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中去理解人的健康和疾病。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传统文化》
材料二自辛亥革命起，中医药学就被视为旧文化传统的一分子。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落后于时代。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西医专门学校而没有涉及中医。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
——摘编自《历史上的中医废立之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中医学的医疗原则，并指出其文化根源。(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传统中医在近代陷入困境的原因。
材料一
 图2 《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书影 |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朝太医局奉诏广征民间有效药方编纂的制剂规范，刊刻盛行于宋元时期。 |
——摘编自傅维康等主编《中国医学通史·文物图谱卷》等
材料二 明代名医医药学知识来源统计
| 学医方式 | 自学 | 师从名医 | 师从家人 |
| 全国总计/人 | 101 | 271 | 769 |
——摘编自【美】艾提捷等编《中国医药与治疗史》
材料三 18世纪末到维新以前，日本江户医学馆以忠、孝、仁、慈为本，主授《本经》《伤寒论》等中医典籍，兼授针灸、儒学和诸子百家等，组织集体研习医案和实习。……同时期，欧洲各国派出一批传教士来华搜集中国药物资料，采集植物标本，译介和编写本草、针灸、法医和炼丹术等相关博物学著作。
——摘编自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
(1)依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中医药文化传承的特点。
(2)依据材料三，简述当时日本人和欧洲人对中医药价值的认识有何不同。
(3)“中国针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请为其编写入选理由。
材料 北宋时期，“儒医”群体及“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理念兴起。宋神宗时，官方专门培养医生的医学得以创立；宋徽宗时，医学仿照太学体制，被纳入儒学教育体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时人称之为“儒医”，并评价说：“自唐以前，医者多守专门授受之学，其人皆今草泽铃医之流......其有以士大夫而好研方术（者）......代不数人耳。自宋以后，医乃一变为士夫（士大夫）之业，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宋代的优秀儒医善于总结历代医药理论和方剂，编撰了一大批里程碑式的医药学著作，多为继往开来之典籍。据文献资料估计，北宋末期官医约10000人，遍布城乡的民间医生约25000人。
——摘编自程民生《宋代医生的文化水平和数量》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儒医”群体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儒医”兴起的背景和影响。
材料 宋代文献记载：“荆楚之俗，自古信师巫，然而近世为尤盛。”“岭南风俗，病者祷神不服药，病不求医，杀人祭鬼。”有感染疫病者，最先采取的措施是，“使人请命于五通仙人。”咸淳七年，两浙东路温州永嘉瘟疫，民众恐慌，乱服药物。听说圣散子方有效，于是争相服用。
宋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社会防治疫病的核心力量，历朝皇帝重视医学，积极发展医学，乾道年间，宋孝宗发布敕令，严厉禁止“同居亲疾病辄相弃绝”，违者“杖一百”。苏轼在杭州防治疫病时设立的“病坊”，因成效卓著而被保留了下来，后被更名为“安乐坊”。宋代医学家、宗教人士和地方乡绅是疫病防治的重要基层力量，他们或施舍粥药，或捐献家资以及编撰方书等。
——摘编自韩毅《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普通民众对疫病的反应。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代防治疫病的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17世纪初，英国出现了新一轮鼠疫和饥荒。当局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一些病人被送到城外的房子或棚屋隔离起来，主要的还是封户进行隔离。受“预定论”思想影响，染疫病人自我隔离，避免给他人造成危险。枢密院颁布《条例集》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所有政府官员的监督问责机制，英国开始建立覆盖全国的防疫体系，但在各地成立常设专门公共卫生机构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同时还建立了以堂区为单位征收济疫税的新制度，使经费筹措变得世俗化和规范化。英国通过地方精英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社会。当伦敦大瘟疫消息传到西南边陲小镇泰特伯里时，当地立即召开居民大会，制定防疫条例和法规，禁止任何外来人口和货物进入。由于基层防控有力，鼠疫被限制在伦敦和其他少数城市，很少蔓延到广大乡村。
——摘编自向荣《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与意大利和英国的社会应对》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为进行有效的救灾工作，历代政府建立了粮价奏报系统和雨泽奏报系统，以掌握各地粮价及收集全国的气候信息，以预测和核实从各地收集到的粮价信息。
清朝政府改进了前代的信息收集系统，建立了全国性的粮价奏报系统和雨泽奏报系统。清朝的粮价和雨泽奏报有经常奏报和不规则奏报两种形式。经常奏报要经过州县到行省层层上报的一套程序。不规则奏报则没有固定的奏报人员、程序、时间和格式。对于各地奏报不及时或者奏报不实的官员，皇帝经常进行追查，有的被严加惩处，但没有专设机构或人员执行经常的查核工作，他不相信这样的机构，而是让信息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送上来，由皇帝自己来判断。
——摘编自李伯重《信息收集与国家治理：清代的荒政信息收集系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应对疫情的特点并分析其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应对灾情与英国相比的不同之处及共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