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现象黄帝也被建构为“华夏”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华夏”建构谱系化，影响了魏晋时期“五胡”基于“入主中国”的政治目的而对黄帝的攀附。这样就使得“夷狄入中国而主天下”之后，不自觉地继承此前的“华夏”共同体意识。……五代之后，主导中国疆域形成的力量由“夏”转“夷”。“夷”接受“华夏-汉”的“天下”观和政治经验，模仿“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加以补充、丰富、扩大，“中国”开始由狭义的、单一文化定义上的“中国”，转向国土意义上的、文化多元的“中国”。“华夏”的扩大，为现代中国疆域奠定了前现代基础。
——摘编自吴启讷《族群政治型态的流变与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
材料二 1492年之前，北美大陆生活着多样化的土著美洲人族群，使用250多种语言。16世纪初至17世纪末，西欧移民和非洲奴隶大量涌入。到1776年北美宣布独立时，形成了以欧裔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主流的“多族化"。一战时，大量南欧、北欧移民，甚至东欧的波兰人、俄罗斯人等为逃避战乱，不断涌入美国，打破了以西欧为主的移民格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族裔政治行动唤起了美国族群争取“少数权利”的觉醒，到70年代，拉美裔和亚裔移民的涌入改变着以白人为主的移民结构。2010年，“多族化”结构转向拉美裔、非裔、亚裔的混合化模式，族群社区构成了独具生命力的文化群。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以族群和文化差异为基础的“多族化”发展，促就了多元文化主义观念的广泛传播，为美国族群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如今，美国“多族化”问题凸显，消解着美利坚民族的公共文化和共同价值，使美国日益陷于族群冲突和社会失序的境地。
——摘编自张飞《论美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的互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族群交流的特点，并简析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美国族群关系走向有何不同之处，试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非交往在唐代的始于贞观年间。根据史料记载：“殊奈，昆仑人也……贞观二年（628）十月，使至朝贺。”天宝十年（751），唐朝人杜环到达过非洲。唐代的中非交通线主要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8世纪后，陆路渐趋衰落。瓷器和丝绸是唐代时期输入非洲的大宗物品。从7世纪开始，东非海岸商业性城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推动了中国商品进入非洲。香料、象牙则是非洲输往唐代中国的主要物品。
——摘编自景兆玺：《唐代中非关系论述》
材料二 进入21世纪，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中非合作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基础设施融资方、对非投资增速最快国家、非洲国际工程的主要承包方以及主要发展合作伙伴。非洲国家也积极支持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主张和倡议，非洲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最积极的方向之一。面对百年变局，中非团结合作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能为非洲乃至全球繁荣发展和持久和平注入强劲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都把非洲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
——摘编自周玉渊：《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唐代中非交往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代中国处理与非洲关系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三教经过争论融合，到了隋唐，佛教实现中国化，倾国奉佛，佛几成正宗，而主体儒学却奄奄一息，照此发展趋势，中国有成为佛教国家的可能。在这关键时刻，朱熹奋起排佛抑道，深研各种典籍，推倒两汉以来树立起的“五经”在国家上层建筑中的主导地位，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组成“四书”代替“五经”的权威，认为“四书”才真正能体现出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真谛，朱熹把它们联成一体，并精心注释，使之成为新儒学（理学）的思想体系。
——摘编自高令印《朱子学在中华文化史上的价值和作用》
材料二 佛教禅宗修行方式直接简明，颇与武士的性格相合，它给武士提供了信佛即可得教的观点。宋明理学号称正宗，实际上和禅宗是一脉相通的。幕府为了组织一个军事专制的帝国，需要在相应的经济关系之上，另外建立一种统治的力量，这就是适应封建社会要求的武力和文化。当时享受特权的武士贵族代表着武力，而朱子学是维护这种封建身份制度的文化力量。德川幕府统治初期，幕府提倡朱子学，朱子学成了正统官学。至于古学派和朱子学派的论争，则是地主阶级主张的王政复古与幕府思想间的斗争。从朱熹的哲学思想出发，日本朱子学有走向“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派，如海南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也有走向“气一元”论的接近唯物主义派，如京都朱子学派、海西朱子学派和大阪朱子学派。
——摘编自李甦乎《试论宋明理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朱熹为“新儒学（理学）”发展作出的贡献。(2)根据材料二，指出朱熹学说在日本传播的特点。综合材料，分析朱熹学说在日本广泛传播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传统阅读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阐述宋代的“耕读文化”。
材料一 1917年，黄炎培、张謇等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职教社于1918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全日制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该校《设立之旨趣》曰：“鉴于我国今日教育之弊病在为学不足以致用，而学生之积习尤在鄙视劳动而不屑为，致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根本解决，惟有提倡职业教育，以沟通教育与职业。……故特设此职业学校。”该校之办学主旨在于“一方面在使无力升学之学生得受适切之教育，以为职业之预备；一方面在辅助各种实业，以增进其生产能力。”……据统计，仅1929年这一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人员就组织进行了各种职业谈话1521人次。与此同时，职教社还与南京、重庆等地青年会联合设立职业指导所，在当地展开了大量的职业指导活动。
——摘编自吴国荣《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
材料二 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多个救济机构中都有涉及职业培训，并在联邦资金上给予支持，通过开展职业培训，帮助失业者更好更快地获得工作，有尊严体面地拿到薪水。国会也看到了职业教育在保障社会就业和社会稳定方面所具有的经济优势，因此对《乔治－埃利泽法案》和《乔治－迪恩法案》的通过最终给予了认可。……在大萧条期间，这些新政救济机构开展的职业教育培训，极大的丰富和补充了学校的职业教育，这些新政救济机构开展的职业培训课程在时间更既具有灵活性，通过开设非全日制和夜校课程，保证了学员可以在业余时间参加职业再培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同时，这些职业培训课程也更加具有实践性和针对性，学校内的职业课程偏向理论和学术型课程，受学校场地和设施所限，实践性的训练较弱。
——摘编自李纯童《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中美两国当时发展职业教育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分析美国大萧条时期与中国近代的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同特点。
(3)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