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制酒历史源远流长，贾湖遗址酒石酸的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陶杯、陶尊、陶盉的考古发掘，昭示出酒的发明当在7000年以前。中国最具特色、最著名的是以粮食为原料酿造的黄酒、白酒。早在《尚书·酒诰》中，“德”字主要指与政教联系紧密的酒德，是酒礼的内在道德规范，强调饮酒要求适中、平和、有节，“酒以成礼”、“宴以合好”。我国古代有“尊”“壶”“角”“献”等各种各样的酒器，酒器种类的繁多不仅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是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通过不同的酒器代表不同的身份。酒在民俗生活中与趋吉避凶、祈福禳灾等人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这种民间纯粹功利性、实用性的祈求，均能通过酒祭、占卜、神供、祈禳、禁忌等途径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是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相适应的精神文化创造。

——摘编自万伟成《中华酒文化的内涵、形态及其趋势特征初探》等

材料二   西方文化中不乏酒的传说，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身兼酿酒者和葡萄种植者的庇护神和艺术之神。从公元前7世纪起，每年春季播种和收获季节，希腊城邦的人们都会举行祭祀酒神仪式——“大酒神节”，歌颂狄奥尼索斯的丰功伟绩。西方人把葡萄酒视为“神授”之物，试图通过酒神崇拜使饮者自律。西方酒器多是玻璃制品，讲究透明，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的使用杯子，如鸡尾酒杯、白兰地酒杯、香槟浅碟杯、白葡萄酒杯等。西方人饮用葡萄酒的礼仪，则反映出对酒的尊重，在品饮顺序上，讲究先喝白葡萄酒，后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酒，再品浓郁的酒等，按照味觉规律，逐渐深入地享受酒中风味的变化。

——摘编自饶清清《中西酒文化差异比较》等

材料一   距今约九千年前长江流域已有稻作农业，比国外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要早三千年以上。《礼记·礼运》中讲“礼之初，始诸饮食”，礼器中鼎、爵、尊、盘、觚都是主要饮食器。《礼记·王制》曾谈及南方有不火食的“雕题（纹身）交趾”之民。纹身和生食冷食，都是中国人认为的异族野蛮原始人特征。中国人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已有甑，甑是利用火烧水产生蒸汽来蒸熟食物，蒸是火水相与式的较高层的用火之道。中国人在四千年前已用餐叉，用匙更早在七千年以前，最晚在商朝时已开始用箸，明朝以后称为筷子，长挑近夹，无不如意，故亦可发展合桌会食的型态。《隋书·经籍志》中所载食经已达71卷，《新唐书·艺文志》则达171卷，郑樵《通志》则记了360卷，可见其多，亦可见中国人对吃的重视。

——摘编自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材料二   汉代以来，凭借陆路和海上交通的不断发展，中国饮食文化的西传逐渐增多。生姜作为食物原料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传至地中海地区。以餐饮器具而言，中国汉代漆器和唐宋瓷器已经直接传入中亚西亚及非洲个别地区。元帝国建立后，西方国家的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等纷纷来往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直接推动了中西饮食文化的交流。中国制造的白糖已在16世纪传入西方，受到人们喜爱。茶叶传入西方国家，逐渐成为欧洲的时尚饮品。元明时期，中国的瓷制餐饮器具通过贸易更加大量地传入欧洲各国，欧洲的王公贵族争相购买，甚至高价以求。马可·波罗首次向西方人叙述了他眼中的中国人的食物和饮食习惯。《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记载了中国的食物原料、饮食品种及制法和饮食风俗等，对中国饮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也起到了极大作用。

——摘编自杜莉《汉代至元明时期的“东食西传”研究》

材料一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于2015年6月发布的年度《战乱世界：全球难民趋势》，2014年，战乱在世界范围内至少导致1950万国际难民与3820万国内难民，其中约53%的难民源自于叙利亚（388万）、阿富汗（259万）与索马里（111万）。由于地缘关系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叙利亚、阿富汗等西亚北非难民通过各种途径前仆后继地跨越地中海和国界线，奔向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移民网络，对难民提供了更人道、更好待遇、且经济富庶的欧洲国家。正因为如此，欧洲境内始终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难民。2014年欧洲境内的难民数量达到670万人，比2013年增加230万，从而形成二战以来欧洲最严峻的难民危机。

——摘编自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结构、成因及影响分析》

材料二   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裂，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新的考验和问题，如波兰指责德国无上限接纳难民之举是将难民问题输出至其他国家。近年来，欧洲可谓危机不断，还没有彻底走出债务危机，又遭受“意料之外”的难民危机，这势必影响欧洲的经济改革，进而阻滞欧洲经济复苏的步伐，而在大量难民中，难免会有恐怖分子混入，埋下无穷隐患，这又会诱发对难民人群的歧视与仇恨。当然，大量的难民涌入也有可能缓解欧洲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以德国为例，到2030年，80岁以上老人预计超过630万，而人口将缩减至不足八千万，外来移民目前是其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摘编自王刚《欧洲难民危机的成因及影响》

材料一   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居住地（空间位置）永久性（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改变。就中国而言，从古至今的人口迁移时常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动荡，其规模也大小不一。

材料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是近代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的初始阶段。清乾隆、嘉庆年间，人口快速增加，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致使关内灾民流离失所。至咸丰、同治年间，不得已改乾嘉时期的“封禁”为“弛禁”，允许关内灾民到东北谋生。这一时期沙俄发动对东北地区的入侵，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大片疆土，使清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促使其加快了移民实边、抵御外侵政策的出台。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清政府下令取消了禁止汉人移居东北的所有法令，更于光绪六年（1880年）颁布了放荒、免税及补助的一系列法令，鼓励关内人民到东北垦荒。自乾隆以来在东北地区实施了近二百年的封禁政策终于被彻底解除。

——摘编自吴军 王延荣《近代关内人口迁移对东北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材料一   持续500多年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在全世界留下了“西方文明”的绝对主导地位。除了欧洲本土以外，由于欧洲人在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时期对殖民地的大规模移民，使今天的美洲、澳洲、西伯利亚等地都已经成为欧洲移民后代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澳洲的土著居民已经成为绝对的少数族群。持续500年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还带来了欧洲语言宗教的全球化……“西方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顶点，其他任何形式的改变都预示着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到来。任何持有这种信仰的人都坚信自己有责任维持西方文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想象不出还有比西方至高无上的社会更好的世界。”

——摘编自张汝伦《西方文明本质的反思》

材料二   从二战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逐渐接受了大量的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移民，包括素质较高的技术移民、留学移民、投资移民等。与此同时……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开始陆续迁往欧美。如果说西方的殖民主义曾经开启了全球化的大门，导致西方的种族和文明形成了全世界分布的态势，那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带来了一种“逆向殖民”的趋势，前殖民地国家有色人种的较高出生率正推动这些地区的人口逐步向欧洲本土和北美、澳洲等地区迁徙，形成了一种新的移民文化分布。

——摘编自[美]苏珊·马丁《国际移民的演化趋势：百年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