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周时期，生产力显著提升，生产关系剧烈变化。当此时，诸家并出，百花齐放，儒尚仁义、道体无名、法兼势术、兵贵止……皆欲塑当世之秩序，焕华夏以新生，故而风云激荡，史称百家争鸣。其所争者，为济世之要枢；其所鸣者，为治平之大道。

——故宫博物院展览《何以中国·源·启蒙奠基》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宋代精神文化也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两宋在其三百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构成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也因此，宋代文化注重实用，从根本上关注人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

——摘编自虞云国《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材料一   有关茶的记录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人在食用茶叶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茶叶的药理功能。在汉代，日常饮茶不仅成为民间的生活习俗，更逐渐进入上层生活，就连贵族也将饮茶作为一种享受。成书于东汉的《神农食经》，对茶的功能和作用则转向精神层面，“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因契合当时儒家、道教、佛教的精神追求而进化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与社会时尚。

——摘编自赵建建《茶文化起源初探》

材料二   1658年，伦敦《政治快报》上刊登了一则茶叶广告，称饮茶可以改善体质，这是英国最早的关于茶的记载。1669年，英国政府授权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茶叶贸易，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到欧洲市场，并传播了中国的传统茶艺。1786年，一名法国人到英国旅行时注意到：即使是贫困百姓家，也能和富裕人家一样，一天喝两次茶。因为廉价而且能够迅速补充能量，茶叶特别受工人阶层的欢迎。18世纪末，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量达到了230万磅，与这个世纪的头一年相比，足足增长了200倍。1851年，英国人将中国的茶树和制茶技艺带到印度，茶叶在印度和锡兰被大面积种植，欧洲红茶市场摆脱了对中国产地的依赖。

——摘编自（英）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历经战争动乱、社会分裂和王朝更替，中国传统文化并未中断自己的传统，而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获取发展的新动力。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是惊人的，但它与变革性却并不对立。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历史中较早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考古资料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本土文化源于远古时代。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又不是毫无关联的，它对许多外来文化又有着很强的吸纳和融会贯通性。

——摘编自张应杭、蔡海榕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材料三   伏尔泰推崇中国文明，他认真研究了了中国的儒家思想，热情歌颂中国是一个理性主义国家。伏尔泰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中看到孔子儒家伦理精神的力量，古老的中国文明也是他反对封建天主教会的有力武器。此外，中国古典哲学与文学使这位大文豪的身上更显智慧。中国的古老文明，包括文学、哲学、思想、宗教，全方位地影响伏尔泰的思想，是这位智者前行路上的镜囊，更是他竖起启蒙大旗的思想武器。

——王佳静《浅论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一   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长达1400里的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明的分布范围……中国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操的方言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特有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公元前后，佛教东来，开异族文化侵入之端。五胡乱华，露异族入主中国之兆。然二者虽促成政治、社会、宗教、哲学各方面之骚动与进步，而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转变。盖佛教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极出世之人生观又适与老庄思想有相近之处，其不能对政治思想有所贡献，亦意中事。至于晋代乱华之诸朝，其文化均低，占据中原以后，文化则自动“用夏变夷”。明清海通之后，欧洲文明随传教士而播于中土。加以闭关自守之局即破，昔日大一统之“天下”突然变为世界上列国之一。而积弱之余，更屡为外国所侵侮。如此空前之剧变，自不免激起之革命。此殆为转变时期见于明清之主要原因。然则蒙古入主中国，人民备受异族之欺凌荼毒，儒家之仁义礼乐，法家之尊君重国，明法饬令，道家之知白守黑、任天无为，以及一切中国固有之政理治术，均经历史之事实证明，不足以保民族之自存，则穷极生变，明清政治思想不得不另辟蹊径，向新方面以前进矣。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一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边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

材料二   “中国”一词并非我国的专称。释者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古犹太国）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阿拉伯地区）为中国。

——（清）魏源《海国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