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代儿童教育有其传统教材，即所谓“养蒙书”或“小儿书”之类。《急就章》由三言、四七言韵语组成，囊括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交往所需的绝大部分用字和知识。《三字经》以通俗浅近的文字，叙及人性与教育的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常识，儒家伦理道德与学习的方法，是宋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私学蒙童的必读之书。我国最早的启蒙读本《弟子职》用四言、五言、七言写成，内容不外乎入孝出悌、尊师敬长一类，目的是为了规范儿童的行为举止。《五言鉴》以五言韵语的形式，叙述从结绳之事、年代难详的三皇之世，直到明末的历史。《名物蒙求》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草木、衣服、建筑、器具等，在“名物”书中亦仍然提到伦理纲常之教。
——摘编自常建《我国古代的儿童教育》等
材料二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儿童教育。夏、商、西周时期，学校教育开始出现，人伦道德教育逐渐成为家庭和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整个封建社会，德育教育是儿童教育的核心。中国的家庭教育意识产生很早，《周易》中的《家人》卦是中国古籍中有关家庭教育的最早记载，《论语》记载了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诗学礼的庭训；《列女传》记述了孟母仉氏三迁其居、断织教子的故事。通过家长的风范、家庭的风气、社会环境和风俗习惯，潜移默化地熏陶和影响儿童，从而达到教育儿童的目的。……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这些核心理念，对促进现代儿童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摘编自李颖娟、邓海婷《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核心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儿童启蒙教育的教材类型。(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开创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儒重人道，道重天道，墨重科技，相得益彰，互补生辉；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营造了中华文化繁荣和五千年文明不间断的良好氛围，北魏之鲜卑、辽之契丹、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满族，都与汉族文化交融会通、包容共进。……公元前后的三四百年间，儒学文化就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至明末清初，前来中国交流的欧洲宗教人士、学者、商人和一些官员、使节，既向中国传播“西学”，又把“中学”带回欧洲，把中日历史文化典籍如《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老子》《论语》等翻译成拉丁文本。另一方面，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在日渐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也给包括儒学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借鉴和营养。明末，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以科学为传教工具，引进了古希腊哲学、伦理学、语言学、逻辑学、地理学、医药、数学、生物学及美术、音乐、建筑、水利等，都给中国传统文化以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仲呈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材料二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年均总数与受众人次均超过改革开放前30年的总和。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累计签署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近800个，初步形成了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网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五大洲举办了30余次大型中国文化年（节）系列活动，中俄、中美、中欧、中阿、中非等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向更高层次发展。
“欢乐春节”“东亚文化之都”“中非文化聚焦”“拉美艺术季”“相约北京”等国际性文化节庆、赛事和展会品牌不断涌现，成为广泛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2017年“欢乐春节”活动在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座城市举办2000多场活动，海外受众突破2.8亿人次，近20个语种的上千家国际主流媒体进行密集报道，覆盖受众近30亿人，影响遍及全球，成为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平台。在全球很多地方，春节已成为本土化的节日。芬兰赫尔辛基市市长曾表示：“春节已经成为赫尔辛基全体市民的节日。”
——摘自人民网《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取得丰硕成果》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特点，并指出早期的文化交流与晚期的有什么不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文化交流相比，中国现代文化交流有哪些发展？
材料一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成了越来越鲜明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模式。如西方古老的希腊、雅典文化至今仍令人心驰神往，而东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依然令世人折服。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模式的存在，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
——摘编自徐贵相《关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的民族性》
材料二 文化帝国主义是二战后以文化作为核心手段或目的的新型殖民形式。它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拓展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以一种隐蔽性的但更具欺骗性的方式企图延续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球统治。在理论层面上，文化帝国主义表现为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不对称性和不平等的结构，与19 世纪存在的旧的帝国殖民体系没有本质区别；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霸权”的概念基本是重合的。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活着的”和“未被终结的”理论，迄今仍处于“未成的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扩展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大发展的情况下，文化帝国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而它带给全球的影响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批判。
——摘编自张小平《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及批判》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世界文化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及其危害。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处理世界各种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在中国，耕地是私有财产最重要的部分，使用权和所有权是合一的，因此均分可以将财产继承中的家庭冲突降低到最小程度，成为最重要的继承方式。财产继承强调男系血缘关系的延续和伦理秩序的建立，女性基本上被排除在外。父家长可以决定什么时间进行分配，但均分制多是子女的婚姻确立之后进行，家长承担着子女的婚姻责任，同时子女的婚姻又同生育、人口增加乃至劳动人手的增加相联系，子女缺少经济上的压力，无论是父家长还是子女，均容易形成早婚的意识。均分制一方面成为大家庭的瓦解力量，导致小家庭的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它容易形成某种制衡，并增加父家长的操作能力，因而均分的行为又常常受到抑制，大家庭由此得以维持。
——摘编自王跃生《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西欧在中世纪，土地的分封制使产权和使用权分离，土地占有者和使用者有权终身乃至世代拥有土地，却不可将其分割继承，因此西欧土地财产继承采用单一继承人制度，即长子继承制，那些没有继承权的子女往往被鼓励出外谋生、创业，以便获得结婚的物质条件。西欧的财产继承过程中虽然也有重男倾向，但对女性不完全排斥，没有男性子嗣的家庭，妇女可以完全继承家产，并且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予以限制。西欧，财产继承的时间确立比较明确，或在继承人结婚之际，或在父母一方去世之时。有的则以立遗嘱的方式加以解决，父权制大家庭因此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摘编自【苏】谢明诺夫《中世纪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西财产继承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造成中西财产继承差异的原因。
材料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从秦汉时期开始形成封建的大一统文化，董仲舒所倡导的“独尊儒术”又把这一统一性推向极致，但这并不意味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单一的内容。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正如汉宣帝所称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历经战争动乱、社会分裂和王朝更替，这个文化并未中断自己的传统，而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获取发展的新动力。仅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深化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就表现为一个连续性与变革性的过程。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步入近代，走进从旧向新，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也呈现出连续性和变革性的统一。
——摘编自张应杭《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根据材料提炼出一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并结合中国历史的相关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材料一 《孔氏祖训箴规》对孔子后裔的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提出要求，务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居家思俭，不要嗜利忘义；子孙为官者，凡遇民间诉讼，必当理性判断，不愧为良吏；读书明理，做一名谦谦君子。
——摘编自《孔氏祖训箴规》
材料二 晚清是家训的革新时期。左宗棠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李鸿章在《示文儿》一信中说:（国人）受人凌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墨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窥东西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
——摘编自朱明勋《中国传统家训研究》
材料三 在富平县老庙镇笃祜村头绘制“二十四孝”、中华传统文化等内容的文化墙2000多平方米，每家每户“量身定做”家训牌挂在家门口，宣传、影响村民觉悟和素质，如今村里孝善之行已蔚然成风。
——《寥寥数语却字字珠玑，好“家训”意味着什么？》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文化学者周天游认为，家训就是成员守则、信条，是家对成员做人做事的一种规范、劝诫。如果没有好的家教、习惯养成，做人做事就缺乏文化、精神的支撑，实现发展的再飞跃会很艰难。针对作者的观点，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全面准确，论述清晰。）
材料一 周时期，“国”为诸侯的封地，至春秋战国时代则为各争霸国，自秦统一六国，“国”即为王朝国家，直至清王朝灭亡。就“天下”而言，周时，天子之治域谓“天下”；至于秦汉一统，“天下”意味着凡朝政所及，无所不包。随着中国统治实体的扩大和国家政治影响范围的扩展，“天下”所涵盖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就地理概念而言，如果将各王朝直接或间接统辖的区域理解为古典的中国，那么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诸如朝贡国、藩属国、西汉丝绸之路所及之地、佛教的发源地等虽不属王朝所辖区域，却构成“天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国”得到了扩展，对“天下”的认知和界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摘编自刘凤雪《“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材料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严复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章太炎在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表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华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摘编自陈茁《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国”与“天下”观念的演变，并分析其演变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自明末清初到辛亥革命前后，“天下”“国”“民族”“中华”等被赋予的新的内涵，并分析这些观念变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