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领主为了对外作战及镇压内部反抗，都拥有一批骑士。骑士文学的产生与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形成密切相关。

骑士文学是欧洲中世纪世俗文学的主要成就，最初产生于11世纪下半叶，盛行于12、13世纪，14世纪时走向衰落。骑士文学主要描写骑士的冒险经历和骑士的典雅爱情，主要包括三种文学样式：英雄史诗、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

骑士文学很好地诠释了中世纪的美学精神，深受中世纪欧洲民众的喜爱，并得到了广泛流行，当时欧洲各文学大国均出现过骑士文学的繁盛期。一些英雄史诗继承和体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荷马和维吉尔史诗传统，宣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忠君爱国思想，歌颂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英雄形象。除此之外，中世纪的骑士身上也怀有古希腊英雄式的理想——张扬个性的欲望和建功立业的抱负。《罗兰之歌》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思想，罗兰的形象鲜明地体现了中世纪英雄的基本特征——对宗教的虔诚以及勇敢和忠诚。

——摘编自张琳琳《论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的美学精神》

材料   希腊文明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希腊人与地中海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互动”的产物。在碧波荡漾的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众多岛屿成为早期航海者永不消逝的航标。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然其中某些情节离奇荒诞而未必可信，但依稀反映先民海上活动的模糊记忆。代代相传的航行经验和乘风破浪的英雄故事，正是他们勇于下海的力量源泉。黄河和长江两条横贯中华大地的河流，哺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发源地之外，还有许多文明的遗存散布在各地。长江、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人们，都过着农业生活，有着大致相同的需要，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就容易，也频繁。以血缘为纽带关系，发挥着巨大的维系文明的作用。“君子贵人而贱已，先人后已”是中华文明思想内涵的一个反映。

材料一   古人倡导的仁爱、宽恕思想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汉族、匈奴、突厥、吐蕃、女真、蒙古、维吾尔族等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和习俗，并在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的思想流派提供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选择，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求得生存与发展。从汉赋、唐诗到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种形式都展现出不同地域、不同历史背景和不同审美观念的独特之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信仰与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促进了宗教和哲学的融合。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也大多深谙因地制宜的治理策略，包括唐代的羁縻制、辽代的南北分治、清代的盟旗制等都体现者这一理念。科举制的创立和发展更是让中小地主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政治抱负。此外，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中外文化、商业、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并使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摘编自王炜民《中华文明概述》

材料二   古代西方文明崇尚对立与冲突，常常导致宗教战争和割据战争的爆发。人类历史记载以来最早的意识形态冲突，乃是公元420年罗马帝国摄政普尔克里娅以保护波斯境内的基督徒之名，而对迫害基督徒的波斯皇帝巴赫拉姆开战。中世纪，欧洲统治者为了弘扬基督教，打击异教徒，多次进行所谓的宗教清洗、宗教裁判，不同于基督教信仰的各类宗教或惨遭灭绝，或被迫远走异国他乡。欧洲各国君主和宗教人士发动的讨伐异教徒的九次十字军行动，几乎每次都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但这些行为往往成为全欧洲基督徒的美谈。欧洲各阶层之间也对立严重，即便是古希腊，外邦人想要获取公民权的机会几乎为零；中世纪贵族的后代永远是贵族，庄园主世代为庄园主，农奴几乎没有任何走向自由民的机会，甚至在法国等国家还存在与阶层一一对应的三级会议。中世纪晚期，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欧洲的冲突更是旷日持久，对近现代欧洲历史走向的影响不可避免。

——摘编自孟广林《西方文明史》

材料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是世界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创了一种编纂历史的新体裁——历史叙述体，从而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他早年曾漫游各地，足迹遍及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巴比伦、波斯帝国的腹地、色雷斯以及黑海北岸的西徐亚等地。“他每到一处总是精心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考察文物古迹，多方采集各种民间传说、风俗习惯、法律、政治以及宗教等，并且不带有任何先入之见，或者任何偏见。”因此，西方学者强调是“希腊人首创了史学”。司马迁第一次汇总古今典籍，“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创建了记叙中国通史的纪传体，这在中国史学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创举。两者在史学方法方面同样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相似又宝贵的文化遗产。希罗多德《历史》主题虽然是希波战争，但是实际上叙述的是亚欧非三洲当时希腊人所知历史范畴内的重大事件，例如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西徐亚的历史都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除着重记述了华夏民族以外，还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了当时边远少数民族和周围国家的史实。在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列传中，他以简明扼要的笔法描绘了各族各国的源流和概况。

——摘编自丁燕霞《东西方“史学之父”之比较研究》

材料一   整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认为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是由社会群体派生。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情感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中国不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人们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

材料二   陈独秀认为：“世界民族多耶，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李大钊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生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位的。惟其定位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

——摘编自杨胜利《从“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看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