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法国作为现代公民教育的首创国，拥有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公民教育开始萌芽，1789年《人权宣言》是法国公民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让学生了解自由、权利和尊重的重要意义。到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推行教育世俗化，清除学校中的宗教物品，更换宗教题词，代之以自由、平等、博爱、共和国等。法国政府明文规定学校公民教育要始终坚持培养学生善良、诚实、勇敢的道德品质。从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教育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国政府已经在着手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法国实行教育行政指导原则，即将教育视为国家的事业，由国家对教育进行直接干预。法国学校特别注重培养高中学生承担责任的能力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通常会鼓励学生参观国会以及参与政治活动。法国的公民教育整体上有预备阶段、小学阶段、中学阶段三个阶段，与之相匹配的教育目标和内容。政府还定期组织学生到校外博物馆参观，并把每年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定为“文化历史遗产日”，法国的国立博物馆对老人和小孩半价。

——摘编自张晋幸《法国大革命以来公民教育研究》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康有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将“国民”的概念引进大众视野，并将国民的形象论述为热爱祖国、拥护立宪、维护权利、自由民主等，这些素养包涵近代公民的含义。清末新政中教育领域的改革，比如成立学部、广兴学堂、推行新学制……这场运动，从事实上在开民智、鼓民力、塑造新民德行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为民初公民教育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伴随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城市成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新生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1905年之后，上海、天津等地率先开展地方自治，联合地方乡绅，以租界为样板推行新政举措，如劝办实业、兴办教育，以及举办修马路、设路灯、办警政、整顿卫生等市政建设事业。教育杂志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使教育者可以通过“投稿”的形式对教育发表个人意见。

——摘编自亓娜《清末民初中小学公民教育研究》

材料   “印者，信也”。方寸大小却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比如，古代私印通常用作“祈祥厌胜之配饰”，战国、秦汉时人们就会择言语制成印章，汉代曾流行在正月卯日佩带刚卯、严卯双印以避邪痛的风俗。

——摘编自沙孟海《印学史》

材料   1906年，学部参事罗振玉发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认为“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并就京师图书馆的择地建造、馆藏图书来源及收集之法等阐述了意见。该建议受到学部重视。1907年，张之洞执掌学部，加快了京师图书馆筹备的步伐。1908年，端方为学部代购了部分私人藏书，分装180箱，专局押送学部验收。1909年，端方又奏请将北京德胜门内净业湖及其南北一带辟为图书馆址，并将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和避暑山庄各殿座陈设的书籍赏交学部建馆储存。此后，除各省官书局刻本书均可由学部行文咨取外，还鼓励官绅士儒捐赠图书，由此奠定了京师图书馆的基础。以创建京师图书馆为带动，学部进一步督饬各地筹备兴建图书馆。1906年至1908年间先后设立了省级图书馆。

——摘编自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

材料   许衡（1209年5月8日—1281年3月23日）,字仲平，号鲁斋，世称“鲁斋先生”。金末元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许衡的教育思想，是以道德教育为主的，在他的著作中，反复论述道德教育目的就在于“明伦”,指出“明人伦”是维系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基础。他推崇朱熹关于“小学’、“大学”为学之序的思想，认为教育当自小学为始，按照先四书后六经的顺序为学。各有其用，缺一不可。许衡还论述了学校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学校的目的在于“教”与“学”;反对以往的科举取士之法，认为学校教育当看重“实”,而非以功利诱人，教与学的目的，是能够有助于社稷民生。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与自身修养的提高，更关系到对国家、君主的态度，定了教育在国家社稷、民生治理等方面的地位和影响。

——摘编自刘德华《许衡文化：从<鲁斋遗书>论中外教育名家许衡的教育思想》等

材料   青年时期，王征就对机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王征因为九次进京考试，所以有机会接触到西洋的一些机械成就，他对机械的兴趣便更加浓厚了。王征的发明有很多，如灌溉机械“虹吸”和“鹤饮”、计时器“轮壶”、耕作机“代耕”，以及“自转磨”“自行车”和先进的武器“连弩”“自飞炮器”等。1626年，王征在北京与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的交流中，曾向他们请教《职方外纪》上所载的西方奇器，并从他们那里看到了许多西方的关于力学、机械学方面的书籍。他还曾向金尼阁学习过拉丁文。由此，王征得知了欧洲的《诸器图说全帙》一书的概貌，遂即由邓玉函口授，王征执笔，并参考其他书籍，选择“关切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翻译成书三卷，名为《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连同王征自著的《新制诸器图说》一卷，于1627年在扬州刻印成书，刊行于世。

——摘编自姚远《我国明代引进西方力学的先驱者——王征》

材料   邓广铭（1907—1998年），字恭三、山东临邑人，20世纪宋史学术泰斗。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步入史门。就读期间，北大史学专任教授有顾颉刚、钱穆、胡适等人。1936年，他完成12万字的毕业论文，胡适“逢人满口说邓生”，这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写出了《陈龙川传》《岳飞传》《辛弃疾》《王安石》四部宋人传记。抗战结束后，邓广铭执教于北大史学系。

1955年，修改增订的《岳飞传》出版；1957年，《辛稼轩年谱》修订本出版。1958年，邓广铭在双反运动中受批判，他提出的治史“四把钥匙”（职官、地理、目录、年代）被当做资产阶级史学方法遭到清算。晚年的邓广铭，注重培养后备人才，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并提出“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的方针。陈寅恪评价说：“恭三先生，夙治宋史……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常对出版社提出要求：“可全稿废弃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里行间，作一字增删。”周一良教授对他成就的评价是：“宋史研究，范围广泛，南北宋并重；政治、经济、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甚至还笺注过辛词”。漆侠教授评价他为“宋辽夏金断代史方面的通才”。

——摘编自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