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各民族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创造的文化财富，一直受到威胁。19世纪开始，一些国家通过立法进行文物保护。1972年联合国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5年中国加入。第一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敦煌莫高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材料一：当时的敦煌……有匈奴、鲜卑、氐、羌、月氏人等，也有西域各族如伊吾、高昌、焉耆、龟兹、康居人，还有更远的粟特、罽宾、波斯等地来经商的人，也有往来天竺、西域的各地僧人和内地去西域或天竺学佛求经的僧人。

——窦侠父《敦煌史迹》

材料二：（莫高窟）早期洞窟……改造了印度的窟型，空间较小，构造简单，在崖壁上零零星星，并没有形成规模。一直到公元439年，北魏攻克北凉，凉州一带众多工匠由于战乱纷纷迁来敦煌。此后，洛阳也来了大批官宦、僧侣、工匠。正是这些徙居敦煌的人们在莫高窟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开凿，并给洞窟造型带来了新潮的中原审美风格。

——敦煌研究院《敦煌》

材料三：敦煌莫高窟壁画

材料四：“敦煌遗书”的历史命运

1900年，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内藏4-11世纪50000多卷经本、画卷等古写本和印本，内容大多是佛教、道教经典，经史子集、诗词曲赋、通俗文学、图经、方志、医药、契约、账簿、户籍、信札等历史资料。这些经卷被称为“敦煌遗书”。

——根据《解密敦煌》《敦煌》等书整理

材料人们很早就形成了收藏并欣赏前人遗物的思想。或出于对先人成就的崇拜，或出于强烈的宗教热情。

18世纪下半叶，欧洲人考古的兴趣逐渐由挖宝转到了对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包括对建筑遗址的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文物所具有的科学价值。

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开始把祖先留下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共财物尤其是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视作文化遗产。雨果在《向文物的破坏者宣战》中强烈呼吁国家将历史建筑等视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并立法保护。1830年，法国任命了第一位历史建筑监察官，1837年成立全国性历史文物委员会，1840年开始对历史建筑进行登录与保护。此后，英、德、意等国都通过了相关法律并公布了国家古迹。

1972年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化遗产”的概念。对缔约国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作了清晰地界定，要求每个缔约国都应该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本国的文化遗产，必要时可以利用所能获得的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财政、艺术、科学及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

——摘编自王新文等《回到原点的追问：试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发展演变》

材料一   《人民日报》关于新中国初期文物保护工作的报道数量出现过几次峰值。第一次峰值出现在1950年7月，该月上旬共有4篇关于文物保护法规出台的公报。第二次峰值出现在1955年5月，台湾当局筹划“长期出借”文物至美国的举动引发政府、学者、群众的一致抗议，多篇文章与此相关。第三次峰值出现在1956年2月，当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关于会议的报道、发言、决议和倡导成为《人民日报》文化版面的“重头戏”。第四次峰值出现在1957年9月，当时第一次文物普查初见成果，该月有大量文章介绍新的考古成果。

——摘编自胡岳枫《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物保护》

材料二   195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5次大会上，意大利代表团提出了保护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公约草案文本。经多次讨论后，“海牙公约”及其协定书和实施条例于1954年通过，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全面保护文化遗产的专门性和国际性公约。196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成立。该理事会是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起初有25个国家参加，截至2019年已扩大列107个国家。在它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采用多学科综合方法、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完整性等保护原则与方法。

——摘编自陈洁《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历程演变（1931—2005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