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从政体形式上看，奉行一种与宗法制互为表里的等级君主制，这种等级君主制，萌芽于夏代，形成于商朝，确立于西周。西周政体是君统与宗统的统一。其政体结构是严格地按等级划分的，即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周天子以宗法家长的面貌“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对国人进行统治。“君父之命不校”便是当时政体运行机制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材料二 在行政方面，雅典有由全体公民从全体公民中选举职官的任用制度；有全体依次进行统治和被统治的安排；有抽签参加政治机构的规定，那些没有经验和专长的公民也可凭抽签轮番参政；对于任官资格完全没有财产定额的限制，或仅订立极低的财产资格；还有这种成例，除了军务以外，一切职司各人都不得连任，如真有连任的必要，也只限于极少数的职司，偶然可以有一两次的例外；最后还有这样的规定，一切职司，至少是尽可能多的职司的任期应该短暂。在司法方面，雅典有公众法庭制度，法庭成员由在全体公民中选出的人组成，他们有权审判一切案件，至少是大多数案件，包括那些最重大的案件，例如审查政务和财务报告、法制事项以及公私契约。在议事方面，雅典有最高治权应属于公民大会的制度，一切政事或至少是军国大事必须由公民大会裁决；反之，执政人员就该完全没有主权，至少应把他们的权力限制得很小。
——摘编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国西周时期和古代雅典政治体制的不同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简析中国西周时期和古代雅典政治体制的历史意义。
材料：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的正当性问题，是一个政治体系得以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从历时性演变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传统的演变特征主要表现为经历了由“神权”“宗法”到“民本”这一转变过程。这三种合法性传统分别在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充当着政治合法性来源的主导角色，进而影响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塑造与变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而表现为一种长期的渐进性历史演变过程。其演变过程，不仅仅是指从时间性方面进行把握，更要着眼于政治合法性基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情境”以及相应的“历史社会条件”的变化。
——摘编自赵帅《神权、宗法与民本：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演变逻辑》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演变”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群体能拥有一定权利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欧社会形成“共容利益”的原因，并指出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与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历史上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间的博弈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分封制的发展使地方日益成为强大的权力实体，王室的权力和威望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基于战争的日益频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进行变法活动，以图加强国家力量……君王通过任命、罢免以及监督检查等手段来控制官僚，加强权力的统一和集中。建立郡县制度，代替原有的分封制，限制贵族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那种宗法血缘与政治关系互补型的国家形态——分封制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之向纯粹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过渡。而郡县制正是顺应这种大趋势创造并选择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法。
——摘编自王明德《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材料二：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多名官员中，常常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重要政务“事从公议”，而且常有“众论不齐”的情况。行省官朝觐述职和不定期迁调，朝廷遣官钩考、巡察等，或经常举行，或成为定制。元代行御史台及廉访司法既注意对一般地方官府的普遍监察，更把行省当做地方监察的重点对象。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郡县制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代加强对行省控制的措施。
材料 良好的国家治理，制度是决定性的。“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这是从历史中得到的启迪。下面表格信息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治国思想的演变历程。
| 朝代 | 中央行政制度 | 地方行政制度 | 治国思想 |
| 夏 | 王位世袭制 | 君权神授，替天行命（即受天 | |
| 商 | 较完善的官僚系统；内外服制 | 命而王，听命于神 | |
| 西周 | 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原始民主传统 | 敬天保民 | |
| 秦 | 皇帝制；三公九卿制 | 郡县制 | 法家思想“以法治国” |
| 汉 | 内外朝制 | 汉初郡国并行制；汉武帝“推恩令”；刺史制 | 汉初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 |
| 唐 | 三省六部制 | 道州县制﹔唐中期以后“藩镇制度” | 文武并重，兼容并包 |
| 北宋 | “二府三司” | 路州县制；设“通判” | 崇文抑武，守内虚外 |
| 元 | 中书省 | 行省制；设宣慰司管理边疆事务 | 附会汉法，实施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 |
| 明 | 废宰相；设内阁 | 废除行省，设三司 | （明初）重典治国 |
| 清 | 设军机处 | 省府（州）县三级制；督抚制 | 敬天、法祖、勤政、亲贤 |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从上表中任选一个朝代，围绕该时期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进行论证分析。（要求：明确列出所选朝代，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材料 研究中国古代制度有两个视角，其一，作为“过程”的制度史。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不是静止的政府型态与组织法，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有“运作”、有“过程”才有“制度”，不处于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无所谓“制度”。这里的“过程”其实包括两重含义——历史性和现实性。前者立足“长时段”，强调不同朝代间制度的关联，注重从制度沿革脉络探讨制度的形成，将制度形成视为历史性演变的结果；后者基于现实政治，关注诸如王朝的政策选择及倾向、不同政治集团的构成及性质、体制的传承及内外压力，乃至“话语”体系等对制度的影响，亦即重视实际运作中的制度面貌。其二，作为“关系”的制度史。所谓“关系”，既包括一制度与他制度相互之间的外在关系，也包括决定制度本身性质的内在关系。制订制度的人、形成制度的过程、制度的规定与实施，无不反映着形形色色的利益关系；正是各类关系与制度之间形成的“张力”，决定着制度运行的实际曲线。
——摘编自何孙正军《何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种理路》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内容，围绕“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 钱穆在探讨中国古代制度时强调
一、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决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
二、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
三、任何一项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应根据实际利弊而判定。所谓利弊，则应根据当时实际影响而作出判断。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从材料中任意提取一个观点，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知识，运用具体史实予以论证。（要求：明确写出观点，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达清晰）传统治国方略凝聚着中西方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它为现代人留下了诸多思考和启迪。
材料一 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提倡德治。德治要求道德极为高尚的“圣人”治理国家，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目标。孟子也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推行道德教化，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生活。与孔孟相比，荀子虽然更多关注人性中恶的一面，但他认为可以利用礼义教化和法律来改变人的恶性。韩非子则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也”，因此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材料二 柏拉图早年把人的天赋善性看成政治的基础。主张靠“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哲学王推行贤人政治来维护城邦制度，将“最高尚、最公正的东西”施于公民。从人性自私论出发，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因为法治一方面可以抑制人的性恶，另一方面又能促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因为法律的精神是“善”的，即法律应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团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至善，其采取的途径主要是靠法治，其次是教育。在城邦中，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因此，只有以他们为基础建立的政体才是符合“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政体。
——均摘编自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材料三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
——清·顾炎武
(1)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西方治国方略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古代中西方治国方略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汉武帝是如何实践“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的？
材料一 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秦至元地方行政区划
| 年代 | 省数 | 道（路）数 | 州数 | 郡（府、国）数 | 县（侯国）数 |
| 秦始皇二十六年 | — | — | — | 36 | 不详 |
| 西汉平帝（1—5年） | — | — | 13 | 103 | 1578 |
| 东汉顺帝（126—144年） | — | — | 13 | 105 | 1180 |
| 隋大业五年 | — | — | — | 190 | 1255 |
| 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 | — | 15 | — | 328 | 1573 |
| 宋宣和四年（1122年） | — | 26 | 288 | — | 1234 |
| 元朝 | 12 | 183 | — | 97 | 1452 |
——摘编自历代《地理志》
材料三 票拟和批红，这两者不仅将司礼监与内阁同皇权有机地联结在一起，也将司礼监与内阁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所有奏章，无论缺少票拟还是批红，都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二者缺一不可。换句话说，就是任何无票拟的批红或者无批红的票拟在法律上都是非法的且不被官僚体制所认可的。由此可知，内阁和司礼监二者在整个中枢决策体系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内阁和司礼监在体系运转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合作，共同保障体系的平衡运行。
——陈光捷《明代中枢监阁双轨辅政体制及其现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与“不变”的共同目的，并说明材料二中地方行政区划“变”与“不变”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明代中枢监阁双轨辅政体制形成的背景。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历代王朝调控中枢权力的基本策略和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