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群体能拥有一定权利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欧社会形成“共容利益”的原因，并指出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与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历史上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间的博弈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分封制的发展使地方日益成为强大的权力实体，王室的权力和威望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基于战争的日益频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进行变法活动，以图加强国家力量……君王通过任命、罢免以及监督检查等手段来控制官僚，加强权力的统一和集中。建立郡县制度，代替原有的分封制，限制贵族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那种宗法血缘与政治关系互补型的国家形态——分封制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之向纯粹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过渡。而郡县制正是顺应这种大趋势创造并选择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法。
——摘编自王明德《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材料二：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多名官员中，常常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重要政务“事从公议”，而且常有“众论不齐”的情况。行省官朝觐述职和不定期迁调，朝廷遣官钩考、巡察等，或经常举行，或成为定制。元代行御史台及廉访司法既注意对一般地方官府的普遍监察，更把行省当做地方监察的重点对象。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郡县制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代加强对行省控制的措施。
传统治国方略凝聚着中西方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它为现代人留下了诸多思考和启迪。
材料一 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提倡德治。德治要求道德极为高尚的“圣人”治理国家，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目标。孟子也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推行道德教化，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生活。与孔孟相比，荀子虽然更多关注人性中恶的一面，但他认为可以利用礼义教化和法律来改变人的恶性。韩非子则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也”，因此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材料二 柏拉图早年把人的天赋善性看成政治的基础。主张靠“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哲学王推行贤人政治来维护城邦制度，将“最高尚、最公正的东西”施于公民。从人性自私论出发，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因为法治一方面可以抑制人的性恶，另一方面又能促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因为法律的精神是“善”的，即法律应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团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至善，其采取的途径主要是靠法治，其次是教育。在城邦中，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因此，只有以他们为基础建立的政体才是符合“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政体。
——均摘编自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材料三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
——清·顾炎武
(1)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西方治国方略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古代中西方治国方略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汉武帝是如何实践“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的？
材料一 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秦至元地方行政区划
| 年代 | 省数 | 道（路）数 | 州数 | 郡（府、国）数 | 县（侯国）数 |
| 秦始皇二十六年 | — | — | — | 36 | 不详 |
| 西汉平帝（1—5年） | — | — | 13 | 103 | 1578 |
| 东汉顺帝（126—144年） | — | — | 13 | 105 | 1180 |
| 隋大业五年 | — | — | — | 190 | 1255 |
| 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 | — | 15 | — | 328 | 1573 |
| 宋宣和四年（1122年） | — | 26 | 288 | — | 1234 |
| 元朝 | 12 | 183 | — | 97 | 1452 |
——摘编自历代《地理志》
材料三 票拟和批红，这两者不仅将司礼监与内阁同皇权有机地联结在一起，也将司礼监与内阁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所有奏章，无论缺少票拟还是批红，都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二者缺一不可。换句话说，就是任何无票拟的批红或者无批红的票拟在法律上都是非法的且不被官僚体制所认可的。由此可知，内阁和司礼监二者在整个中枢决策体系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内阁和司礼监在体系运转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合作，共同保障体系的平衡运行。
——陈光捷《明代中枢监阁双轨辅政体制及其现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与“不变”的共同目的，并说明材料二中地方行政区划“变”与“不变”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明代中枢监阁双轨辅政体制形成的背景。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历代王朝调控中枢权力的基本策略和原则。
材料一 中国最早的法典，是李悝的《法典》。据陈群《魏律序》，是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所为。这一部书，在当时，……算做一部佳作，所以商君“取之以相秦”，没有重撰。……《法经》共分六篇，是(一)盗，(二)贼，(三)网，(四)捕，(五)杂，又以一篇著其加减。盗是侵犯人的财产，贼是伤害人的身体。盗贼须网捕，所以有网捕两篇。其余则并为杂律。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古罗马的公民法内容包括国家行政管理、诉讼程序、财产、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即公私法不分、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表现出诸法合体的特征。发展到万民法以后，由于罗马帝国境内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民事法律关系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导致私法体系更为发达。罗马法注重形式，注重法律程序。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十二铜表法》的一些规定。如买卖不动产和奴隶等，除当事人亲自到场外，还必须邀请5个证人和1名司秤参加，要讲规定的语言，做一定的动作才能生效。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当事人慎重考虑，防止错误、欺诈、胁迫或无端反悔，也为了避免法官在司法中徇情偏袒。公民法基本上保留了注重形式、程序繁琐的特色。发展到万民法后，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才逐渐变得简易、灵活。程序的严格执行是为了保证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实现，程序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罗马法注重程序是法律体系完备的表现。
——庄鹏《罗马法的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三 古代史家所探究的关于古代文明的诸多问题，都和现实世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以及提出问题的一些方式往往也是对当代现实的一种有意识或者下意识回应与思考。
——黄洋《古代文明研究的现代意义》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概述《法经》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罗马法基本特点。
(3)概述材料三的基本观点。依据所学知识，说明研究古代法律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