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材料一   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秦至元地方行政区划

——摘编自历代《地理志》

材料三   票拟和批红，这两者不仅将司礼监与内阁同皇权有机地联结在一起，也将司礼监与内阁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所有奏章，无论缺少票拟还是批红，都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二者缺一不可。换句话说，就是任何无票拟的批红或者无批红的票拟在法律上都是非法的且不被官僚体制所认可的。由此可知，内阁和司礼监二者在整个中枢决策体系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内阁和司礼监在体系运转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合作，共同保障体系的平衡运行。

——陈光捷《明代中枢监阁双轨辅政体制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一   秦朝中枢权力机构的特点

材料二   周代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一个小的自治社会当中的，也就是小共同体当中。在 这些小共同体中，各地诸侯大夫的权力是世袭的，不是上面的天子或者国君赐予的，因此也不能被他们剥夺。统治者的经济来源是自己领地的收入，而不是上一级给的工资。……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区别，或者说周秦之变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组织形式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 大大提高了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材料三   刘邦将百越、岭南之地分为诸侯王之地，一方面可以笼络诸侯之心，另一方面可以节省中原之物力人力，为中原之地百姓休养生息赢取精力。……匈奴成为一大边患，韩王信所封之地尽有今山四中北部……主要原因即为需要防备匈奴。在中央官制上，重用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

材料一：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 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元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行省在忽必烈时期能处置钱粮、户口、屯种、漕运等事务……成宗即位后，更是颁给行省长官虎符，使其统领本省军队，但各行省的重大民政事务必须呈报中书省，军政要务则需呈报枢密院(职掌军权的中央机构)。没有中书省、枢密院转发的诏旨，行省官员既不能更改赋税，也不能调动军队。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西周初年主要诸侯国

材料二

材料三秦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示意图

材料一   春秋时代，郡县制开始萌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晚，也多在边地。到战国时代，在边地的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国，将郡县制推向全国。郡县制为汉代沿用。汉武帝分境内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这时的州还只是一种监察区，各州置刺史一人，代表中央巡查郡县吏治。到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对所部郡县官吏实行管理，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州郡县三级制历两晋南北朝不变。

——摘编自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

材料二   隋初沿用州郡县三级制。但南北朝以来，行政区划变化纷繁，反映出地方分权的特点。开皇三年（583），兵部尚书杨尚希上表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文帝采用此建议，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了一些州县，清除了过去层次、机构过多的弊端，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