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世纪中后期，英国比法国较早地建立起强大的王权，英国贵族的势力因受到强大王权的限制远不如法国的贵族，但是，深受日耳曼人传统自由观念熏陶的英国贵族们绝不会成为对王权俯首帖耳的羔羊，单个贵族虽不足以和国王抗衡，多数贵族联合起来却能迫使国王签署限制其权力的《自由大宪章》，贵族与王权的较量在近代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基本上呈均衡态势，由此产生了以兼容并包为基本特色的多元政治文化传统，既容忍对立方的存在，又兼容传统的思想与文化。

法国王权与贵族势力的较量却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中世纪早期，法国境内许多贵族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远在法王之上，法王的实际统治仅局限在王室领地——巴黎地区之内。在中世纪后期，法王的实力急剧扩张，不要说单个贵族，即使全体贵族联合起来也不足以对法王的权力构成实质性的制约，法国出现了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

——摘编自雷恒军《制度变革的民情分析》

材料   叶卡捷琳娜二世，俄罗斯帝国女皇（1762—1796年在位），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被称为大帝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接手时的俄罗斯危机四伏：“国库空虚，军中已三月无饷。商贸日益凋敝，多有囤积垄断之现象。国政松弛，军机各部亦有欠款之举，海政疲惫，几近崩溃。司法沦为铢两悉称，律令之行惟强者是瞻。”鉴于这种情况，叶卡捷琳娜二世依靠贵族、农奴主和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进行改革。设立全国二级（省、县）管理体制，全国设50个行省，省长及副省长由沙皇直接任命。在位期间，赐给贵族以大批土地和农奴；先后颁布地主有权放逐农民，农民必须服从地主的诏书，使农奴制度发展到顶点。她颁布法令，宣布工商业自由，取消对贸易的限制，鼓励向国外出口。她依照俄国国情逐步开始西化。她慷慨的资助俄国艺术的发展，反对愚昧和落后。1786年颁布《国民教育章程》，为俄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奠定基础。在学校制度上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和课程设置，使启蒙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得以应用，从而为之后的俄罗斯近代化打开了局面。俄国涌现了大量的本民族的科学家、教育家和发明家，他们的活动对俄国的社会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34年，打开了通向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击败了俄国的老牌敌人土耳其和瑞典，还和普鲁士和奥地利一起瓜分了波兰，从而得到波兰46%以上的土地。

——摘编自《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罗斯》

材料一   城市是文明的标志。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日耳曼大小贵族达成封君封臣契约。随着西欧工商业的复兴和繁荣，10—11世纪起欧洲城市兴起，如伦敦、已黎、成尼斯、热那亚等，城市通过与封建主谈判或通过金钱赎买等形式赢得自治权。自治城市大多设有自治员、市长和城市法庭，有的城市还采用分权制街原则建立起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共和宪政政体，并拥有相应的法治文化。从13世纪起，货币地租成为西欧许多庄园的地租形式，地主制代替领主制，农奴制逐渐消失。14世纪，德意志北部城市的商人组织长期垄断着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贸易，成为政治上的特殊势力。西欧出现以教士为领导、由世俗文化教育为主体、以学者为骨干的高等教育机构，出现近代高等教育体系雏形。罗马法开始复兴，一些政治学家、思想家大力呼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西欧城市成为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欧洲封建社会发展到顶点。

——摘编自陈小律《中世纪欧洲城市兴起》

材料二   1620年秋天，一艘来自英国的名为“五月花号”的大帆船搭载着若干清教徒移民到北美新大陆。他们在上岸之前签署了《五月花公约》，宣称建立自治机关，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他们长期扎根在北美乡郡，具有强烈的民主自由意识和丰富的地方自治和管理经验，逐渐形成基于自然法的市民社会雏形，在殖民地时代，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侧重经济管理。各个乡镇任命自己的行政官员，规定自己的税则，征收并分配自己的税款。美国独立后，地方自治制度得到较为充分的实行。南北战争以后，州政府开始加强对市镇的控制，但遭到了居民的反对，居民以宪法为依据，开展“家乡自治”运动。

——整理自（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

材料一   在14世纪（尤其是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议会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形成了，从此成为王国政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德华三世两次颁布法律规定每年至少应当召开一届议会。1376年，由于国王已经两年没有召开议会，同时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引起广泛不满，下院请愿要求每年召开一届议会以纠正王国存在的弊病。“百年战争”的爆发使南方重新成为王国的政治中心，此后一段时间，议会一直在威斯敏斯特召开。从14世纪中期开始，议会一般在星期一开幕。开幕式一般由大法官致辞。开幕式之后，上下两院便分开举行会议，讨论各自的议题。一般来说，在所有请愿都得到答复之后，国王才能解散议会。国王一般都会在临议会。

——摘编自刘鹏《十四、十五世纪英国议会的发展》

材料二   1689年5月24日通过的《宽容法案》是革命解决在宗教领域的重大成就。该法案授予除天主教和一位论派外所有非国教教派信仰自由，妥善解决了此前长期困扰英国的基于宗教因素的社会对抗。经过1688—1689年革命解决，辉格党成为新体制最大的支持者，辉格和托利两党开始以“真正的、重要的而又不是基本的分歧来划分界限”，两党互相间反体制性或互相毁灭的意愿得以根除，才终实现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间的彻底协调。

——摘编自丁浩原《近代英国政党政府的形成：1689—17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