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的城市特许状是由国王或大封建主颁发给城市和市民的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认可证书。11-15 世纪，出现了“整个欧洲，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国王、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纷纷给他们的城市颁发特许状”的局面。它促使中世纪西欧城市率先突破封建主义的牢笼。下表为部分特许状的内容。

-------摘编自冯正好《中世纪西欧的城市特许状》

材料一   执政官的产生须由森都里亚大会（最有权威性的公民大会）表决。保民官和平民市政官是在平民大会上由平民选出的。几乎所有的高级官职任期都为一年，只有监察官和独裁官例外（前者任期最长为18个月，后者则仅为6个月）。公元前343年，罗马通过一项决议，一方面禁止同时担任两种官职，另一方面禁止在10年内再次担任同一官职。到公元前3世纪，又发布了未经一定间隔时间不得连续出任贵族的年度官职的禁令，同时禁止担任某一官职的人设法通过选举在下一年取得另一官职。高级长官在任职期间是不可侵犯的，但卸任后他们就成为普通公民，都要对自己任职期间所作出的侵害私人权利和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负责。

——摘编自王晓辉《古罗马的共和政体及其制衡机制》

材料二   法国的三级会议起源于王室大会议，即国王与其直属附庸之间以权利和义务关系组成的政治组织。11世纪后，许多城市成为直接听命于国王的附庸，其代表也开始参加王室大会议，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固定下来。13世纪末～14世纪初，法国国王为支撑军队和政府的庞大开支，不断增加贡税，同时也开始向教会领地征税，因此引起了与罗马教廷的冲突。教皇公开反对法国国王，革除当时法王腓力四世的教籍。腓力四世反对教皇的斗争需要内部的有力支持，因而他于1302年自上而下召开三级会议，讨论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批准国王的赋税等问题。

——摘编自陈佩雄《世界通史》

材料   西欧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新宗教信仰的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使西欧的大部分居民由后古典时代初期的多神教信仰转向基督教信仰，尽管也出现了对巫术和超自然神灵的崇拜与对基督教的狂热信仰混杂并存的状态。

最后，中世纪西欧还参与到正在形成的国际共同体，即亚洲、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之间不断扩展的相互交往的网络之中。正是从这些交往中，中世纪的欧洲人学到了许多新的技术。来自亚洲的入侵部落把新工具带入欧洲，从而刺激了欧洲农业在10世纪之后的发展。来自非洲的一些粮食作物品种使食品生产增长。地中海的贸易所造成的与阿拉伯人的交往，使欧洲人获得了其他技术，欧洲的第一座造纸工厂便是由此而来。西欧中世纪文化的形成至少也受到了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同样有力的影响。至11一12世纪时，西方的学者从拜占庭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中学习了新的数学、科学和哲学知识。毫无疑问，中世纪的西方从正在形成的世界网络中所获得的要远远大于它为其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它也因为开始寻求新的世界角色而受到了挑战。这种相互联系的主题对于解释后古典时代西欧的发展历程非常关键。

——皮特·N.斯特恩斯等著《全球文明史》

材料   洪波先生评价法国中世纪三级会议时说：“三级会议是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会议，不是立法机关，而是咨询机构。会议是应国王的要求而召开的，目的是听取国王的决定，使这些决定具有普遍意义；它只能顺从国王，不能作出限制王权的决定。虽然国王有时为了征收新税，以对行政和司法作出改良为交换条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很难改变国王的决定，一旦会议违背国王的意志，国王便可随时将其解散。因此，它不具有英国等级会议的税收决定权与立法权，也没有制定英国那些限制王权的“自由大宪章”和“牛津条例”之类的文件”

材料   随着城市的重新兴起，市民阶级形成，他们提出了财产安全的要求。12世纪的英国国王为打击封建地方势力及同罗马教皇争夺统治权，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打仗就要用钱，而钱则来自于对贵族和市民的征税。国王漫无止境地征税引起各阶层的不满，于是，贵族、诸侯、骑士、市民联合起来，强迫国王签署“自由大宪章”，保护贵族、骑士、市民、自由民的利益。1265年英国正式召开议会，不仅贵族僧侣参加，而且从每个郡邀请两名骑士、每个大城市邀请两个市民代表参加会议。会议议定国王的一切措施需经过他们的同意，大臣、大法官、财政大臣等一切高级官吏需经他们同意才能任命。1295年召开的议会，安排贵族、主教在一起开会，而骑士、市民代表则在另一个地方开会。到1343年正式分为两院，上院贵族院由僧俗大封建主组成，下院众议院由骑士和市民代表组成。以后议会经常开会，相继取得了颁布法律、批准征税、处理政治案件的权力。在法国，国王一方面要同各地的封建主争夺地方控制权，另一方面要同罗马教廷争夺地方宗教控制权和财产支配权，战争频仍。国王在1302年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第一等级是高级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市民。各等级分别开会，主要职能是批准国王征收新税，1614年以后再未召开。由于英国议会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主要的领导机构，革命后作为一个整体保留下来，并有许多启蒙思想家像霍布斯和洛克、弥尔顿等人对国王与议会的权力关系结构进行思考，提出了社会契约和分权的思想。而法国三级会议对国王的依附性较强，在停开的一百多年间，市民力量获得很大发展，当1789年三级会议重新召开时，第三等级抛开前两个等级独立行动，革命爆发后形成一院制议会，而一院制议会容易出现一边倒的决策，没有制约和牵制，因而出现了革命恐怖，导致以后法国政局的长期动荡不安。

——张书林、杨理新：《英国议会与法国三级会议》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中，官吏既没有独立的权力，也谈不上维护自己的权力并与君权抗衡。中国也缺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与王权抗衡的宗教及教会组织。儒学对中国民众精神生活影响最大，但它并非官僚皇帝制的对立物，恰恰相反，儒学与后者是相伴相生的。此外，中国“编户齐民”与朝廷之间也没有西欧领主附庸关系中的契约因素，当农民个人受到来自上面侵害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抵抗和自卫的手段。显然，与西欧的封建制度相距甚远。

——摘编自武寅等主编《世界历史·中古政治制度》

材料二   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是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的，必然体现本国的国情和具有本国的特点。我们应看到，中国悠久的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从公元前2世纪以来形成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及其运行，对于抵御外来侵扰(侵略)和保卫本国，都起过不容否定的作用。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关注世俗王权的权威性和国家权威的重要性，17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的“解放”与“混乱”之后，国家权威、国王的权力在欧洲人看来格外重要，人们普遍接受了君主专制制度，并产生了“王权崇拜”观念。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约号题研究）

材料二

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和内在精神是以人生和人心为写照的，强调关注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当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不关注个性的培养，而强调人是家族的一员，且有浓重的“成员”意识。因此，中国传统人学具有浓重的伦理色彩，这也强化了内圣之学、道德修养和伦常思想。而西方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尊重人，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它更强调人与环境中的人的作用，以求在竞争中实现自我，所以，西方人本主义更重视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

——摘编自王寒松（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