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势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主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到清代，主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

——摘编自高翔《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

材料二   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进入中世纪后期，王权在与教权的合作与斗争的制度化进程中走向强大，而教权则日渐没落。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王权最终能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12、13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以及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15、16世纪大体完成。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双剑论》

材料一   西欧自13世纪以来战争频仍，英国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民族国家的时间早于西欧其他国家。此期间英国爆发过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三十年战争及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之间的战争等。从侧面激发着整个民族的国家意识。民族国家的建立来自于政治上暴力集权的建立，经济上以税收为主的改革和文化上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发展，当战争触犯社会中的各种子盾时，建立独立和平的国家就成为民族最为迫切的问题。因为没有哪个民族愿意在别的民族的统治下生存。

——摘编自孙相卓《战争与近代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

材料二   国际法是近代欧洲的产物，它是以独立主权的国家为基础的。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立之后，在欧洲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独立主权国家。和约确立了几个重要的国际法准则：主权原则（国家观念取代神权观念，各国以平等地位坐到谈判桌前，不再听从教皇意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各当事方商定适当的和平方法，包括谈判，调停、和解、仲裁、司法解决）保障人权原则，信守公约原则（缔约国必须遵守条约，各缔约国可以对违约国集体制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使国际法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王艳丽《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国际法原则的发展》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