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世纪中后期，英国比法国较早地建立起强大的王权，英国贵族的势力因受到强大王权的限制远不如法国的贵族，但是，深受日耳曼人传统自由观念熏陶的英国贵族们绝不会成为对王权俯首帖耳的羔羊，单个贵族虽不足以和国王抗衡，多数贵族联合起来却能迫使国王签署限制其权力的《自由大宪章》，贵族与王权的较量在近代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基本上呈均衡态势，由此产生了以兼容并包为基本特色的多元政治文化传统，既容忍对立方的存在，又兼容传统的思想与文化。
法国王权与贵族势力的较量却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中世纪早期，法国境内许多贵族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远在法王之上，法王的实际统治仅局限在王室领地——巴黎地区之内。在中世纪后期，法王的实力急剧扩张，不要说单个贵族，即使全体贵族联合起来也不足以对法王的权力构成实质性的制约，法国出现了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
——摘编自雷恒军《制度变革的民情分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世纪中后期英、法两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差异。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近代英国贵族与王权较量的基本历程。
材料一 西方主流史学界认为，在“封土建国”“主权分散”含义上，中国西周的分封制与西欧中古时期的“封建制度”（feudalism）有形貌上的类似之处:土地、人民和权力被层层分封;有采邑（领地）的世袭贵族，对上面的王者（领主），既承担军事及财赋义务，又具备政权独立性;对下面的采邑内的附庸，则是政治、经济上的主宰者。但二者的结构和宗旨又存在明亚差别。西欧的封建制度，含义包括强权者对弱者的“保护”和弱者为强权者“服役”这两个侧面，是战乱频仍、匪盗横行的背景下强权者通过提供保护以赢得对民众和土地的控制而建立的一种互惠性契约关系，可称之为“契约封建制”。西周的分封制，是作为军事征服者的周天子将土地与人民封赐给子弟及功臣，臣属继续往下作“次分封”，领主与附庸间没有契约可言，而是通过血缘纽带及血亲伦理实现领主对附庸控制的“宗法封建制”。
——摘编自冯天瑜《封建考论》
材料二 4至5世纪，当时的中国与罗马帝国面临相似的历史境遇，同时面临中央政权衰落和遭遇周边族群大规模冲击。在中国是匈奴、鲜卑、羯、氏、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建起了众多政权。在罗马，是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个个“蛮族王国”。但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1)根据材料， 归纳西周的分封制和西欧的封建制度的异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的史实。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历史上现象相似结果却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势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主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到清代，主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
——摘编自高翔《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
材料二 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进入中世纪后期，王权在与教权的合作与斗争的制度化进程中走向强大，而教权则日渐没落。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王权最终能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12、13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以及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15、16世纪大体完成。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双剑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西汉、明朝、清朝时期加强“王权”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欧中世纪王权地位变化的趋势，并指出变化原因。
材料一 1356年，查理四世为了谋求德意志地区诸侯对其子继承王位的承认，确立了帝国的七个选帝侯。他们分别是：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萨克森－维膝堡公爵、勃兰登堡伯爵、莱茵－普法尔茨伯爵以及波希米亚国王。最初，美因茨大主教是选侯召集人兼帝国摄政和首相，而来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则长期担任德意志皇帝。1525年，来自勃兰登堡的选帝侯腓特烈当选为条顿骑士团总团长，他宣布改信路德宗教。随后，腓特烈宣布将条顿骑士团世俗化，改为普鲁士公国。此后，用腓特烈家族的国王，一直对内实行开明君主专制治国，不断进行农业、军事、法律和教育改革;对外则通过战争和联姻继承的方式不断增强普鲁士的实力。
——整理自《帝国的北斗——德意志七大选帝侯的故事》
材料二 1300年法王与教会为征税发生冲突，为争取支持，腓力四世召开了由高级教士、世俗贵族和富裕市民组成的三级会议。三级会议从14世纪起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往往是在国王需要征收新税或需要各等级代表的支持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才召开，而各等级在同意国王要求的同时也常以司法、行政方面的改革作为交换条件。
——《中世纪欧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4—16世纪德意志选帝侯的特点，并概括腓特烈家族促使普鲁士实力不断增强的统治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法国等级君主制确立的历史意义，指出14—16世纪法德两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中，官吏既没有独立的权力，也谈不上维护自己的权力并与君权抗衡。中国也缺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与王权抗衡的宗教及教会组织。儒学对中国民众精神生活影响最大，但它并非官僚皇帝制的对立物，恰恰相反，儒学与后者是相伴相生的。此外，中国“编户齐民”与朝廷之间也没有西欧领主附庸关系中的契约因素，当农民个人受到来自上面侵害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抵抗和自卫的手段。显然，与西欧的封建制度相距甚远。
——摘编自武寅等主编《世界历史·中古政治制度》
材料二 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是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的，必然体现本国的国情和具有本国的特点。我们应看到，中国悠久的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从公元前2世纪以来形成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及其运行，对于抵御外来侵扰(侵略)和保卫本国，都起过不容否定的作用。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欧“相距甚远”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简析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关注世俗王权的权威性和国家权威的重要性，17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的“解放”与“混乱”之后，国家权威、国王的权力在欧洲人看来格外重要，人们普遍接受了君主专制制度，并产生了“王权崇拜”观念。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约号题研究）
材料二
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和内在精神是以人生和人心为写照的，强调关注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当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不关注个性的培养，而强调人是家族的一员，且有浓重的“成员”意识。因此，中国传统人学具有浓重的伦理色彩，这也强化了内圣之学、道德修养和伦常思想。而西方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尊重人，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它更强调人与环境中的人的作用，以求在竞争中实现自我，所以，西方人本主义更重视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
——摘编自王寒松（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7世纪前后西欧世俗王权地位的变化并简析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