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礼·天官》所记载的“宰夫”和“司会”有财政监督的权力，而且有一定的分工：“宰夫”重在审查各级官署财用出入的合法性，“司会”则要把官府的收支和它完成的事功联系起来进行考核。《礼记·王制》中提出“量入以为出”，对财政收支实行预算控制。《周礼》中规定：财赋的出入必须经过几个人的审核，内外互相考核，出入互相考核。战国李悝《盗法·杂法》中规定：遗失记载官物的帐薄以致财物数量有错误的，要按不揭发盗窃论罪。

材料二   秦代已有相当严密的财政监督制度。会计记录不正确，对财物保管不认真均会受到惩罚。此外还注重对新旧官吏交接的监督。西汉对于财政收支的具体监督，既加强对上计簿的审查，还大力严惩贪污舞弊和贿赂行为。隋朝以前有财政监督的制度，却没有专管机构。隋唐时刑部下专设比部，“职掌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公廨、勋赐、赃赎、徒役课程、通欠之物及京师仓库，三月一比”。北宋对于各级官署支用的财物要进行事前的和事后的审计，到南宋初设审计院。明、清以户部所属的“清吏司”来执行财政监督。十三个清吏司根据各省一年一报的文册进行审查核销。清前期大体延袭明制，均按监督的对象，作具体的分工。

——以上均摘编自赵友良《我国历代财政监督(审计)制度考略》

济宁士绅

材料一   据《（康熙）济宁州志》里的相关记载，洪武三十余年间（1368-1398年）济宁本州只出过1位进士（这与科举举措反复以至于中断12年之久有关）。在明初的近一个世纪（1368-1464）里，济宁也仅仅出了12位进士。但是，从1545年到明亡的1644年，则出现了53位进士，几乎每3年一轮的科考就产生1名进士。终明一朝，共计产生243名举人，其中65人后来考中进士。他们的户籍都在济宁本州，即便是来自毗近的城镇或乡村，他们或者在济宁城里的官学肆业，或者参与城里的文化与社会活动，或者在城内、城郊拥有房产和生意。总的来说，济宁科举功名者的比率在明清时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山东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居于翘楚地位。

材料二   明代最具全国性影响的济宁士绅是靳学颜（1535年进士，官至侍郎）和于若瀛（1583年进士，官至巡抚）。他们科举功名、宦绩卓著，诗文美名远播。靳学颜在退休后还积极参与和领导与地方政府合办的赈济等地方公共事务，成为济宁士绅传统的奠基人。其“弟学曾，山西副使，治绩亦有闻”。他去世后，受到隆庆皇帝特别下诏表彰。

明代后期，济宁涌现出更多在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有重要影响的官员、士绅及家族。其中，徐标成为后代士大夫的楷模。他出生在距济宁城只有9公里的工商名镇安居镇，幼年便以聪颖、懂事称誉乡里，并在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之后他在明季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树立了正直、勤廉、干练的形象。1644年，时任兵部侍郎的他在李自成占据山西、准备进攻京师的前夕殉难。

——以上材料均据孙竞昊《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

材料一 明代六部各掌四司作为下属机构，以下为《明史·职官志》对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选司职能的部分记载：考功，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凡内外官给由（履历），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并引请，九年通考，奏请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京官六年一察。外官三年一朝。前期移抚、按官，各综其属三年内功过状注考，汇送覆核以定黜陟。吏之考，三、六年满，移验封司拨用。九年满，又试授官。

武选，掌卫所土官选授、升调、袭替、功赏之事。军政，五年一考选，先期抚、按官上功过状，覆核而去留之。凡土司之官九级，自从三品至从七品，皆无岁禄。其子弟、族属、妻女、若婿及甥之袭替，胥从其俗。附塞（边塞）之官，自都督至镇抚，凡十四等，皆以语敕辨其伪冒。

材料二 武选的重要环节是兵部要利用内府所藏的武官贴黄以及其他相关档案文书来核查武官应袭舍人所提供的从军履历是否属实，以此来审查应选者的身份资格。因此，诸如贴黄、选簿等档案文书在武选中就起着至关重要的凭证作用。其中，贴黄详细记载了武官的姓名、旧名、年甲、贯址、从军归附来历、征克地方、杀获次数、受赏名目、升授职役、调守卫所并给授诰敕等项内容，是世袭武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档案资料，因此官方毖它深藏于内府之中。选簿则是在每次武选之后，选过武官基本情况的登记簿，以卫所为单位，保存在兵部。它主要记载武官的除授年月、职事，每次武选之后就在武官选簿中添写一辈。这样，武官历辈的袭替情况就尽载于选簿之中。

——梁志胜《明代“武选司审稿”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