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科举制度至宋代发生极大的变化。虽然宋初的科举考试仍分为解试、省试两级，但是973年宋太祖正式创立殿试制度，使科举取士变为三级考试。992年，宋太宗诏曰：“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同时，封弥制度（将试卷中的姓名、籍贯等用纸糊封住）由殿试推广到省试和解试。据统计，宋代平均每年科举取士名额为唐代的4倍左右。与唐代及第之后，只是取得做官资格不同，宋代及第出身者未经铨试，“皆先赐绿袍、靴、笏”，即皆释褐授官，且授官优渥，升迁迅速。鉴于“诗赋浮靡，不根道德，施于有政，无所用之”，王安石变法期间，把之前的诗赋取士改为经术取士，以造就和选拔“通经致用”的人才。

——摘编自张希清《简论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上）》

材料二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肩负着传播宗教的使命来到中国。在传教的过程中，耶稣会士曾德昭同利玛窦一样，把科举考试中的秀才、举人、进士比作学士、硕士和博士。他们认为科举制度是将名与利二者集于一身的制度，认为科举是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中举也是人们全力追求的唯一目标。他们在著作中对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均有详细描述，并明确记载了考试所用书籍的名称及内容。传教士安文思在中国生活多年，以至于他能够在其著作中增加更多的细节，如官员品级、早期私人教育、官员入途及买官等内容，并对该制度的腐败和黑暗面也给予了深刻披露。

——摘编自杨洁《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对中国选官制度的认识与评价》

材料一   明代官员考核方式主要包括“考满”和“考察”，前者属于对官员个体的个性化考核，后者属于对官员群体的全面性考核。“考满”，是针对每一位任职到一定期限的官员进行的一般性考核，主要是考核官员的从政资历和任期政绩，“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具体办法是三年一考，三考为满，考满之日，有司量其功过，分出等次，以此为据决定该官员之去留升降。“考察”，是定期对大明王朝所有官员开展考核，可以说是“全覆盖”——“通天下内外官计之”。

——摘编自徐佳《明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二   清代对文职官员的考察分为“京察”和“大计”。考察京官叫“京察”，考察外官叫“大计”。“京察”和“大计”皆三年一举，考察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即守（操守，有清、谨、平之分）、才（才能，有长、平之分）、政（政绩，有勤、平之分）、年（年龄、有青、壮、健之分）。经考核后，一般合格者照旧叙用，不合格者则予以处分（罚俸、降级或革职）。此外，还有所谓“六法”：一日不谨，二曰罢软无力，三曰浮躁，四日才力不及，五曰年老，六曰有疾。在“京察”和“大计”中，皆根据所属官员的情况，如有上列情形之一者则“按其实而劾之”，经最终复核后则给予不同的处分。贪官和酷吏则不属六法范围，可直接特参。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古代监察法律赋予了监察系统广泛的权力，从立法、司法、行政到财政、人事任免、军事防务以及思想教育领域，几乎无所不包，将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都纳入法律的轨道。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采取了多渠道、多元化的交叉监察模式，以充分发挥监察制度的优势与功用。而垂直的行政隶属关系，使得监察官员在行使监察职权的过程中具备极高的权威性，同时也优化了监察体制的行政效能。统治者还以严苛的标准来建设自身的监察队伍，对监察官员任期内的德、才、劳进行综合考核，以决定对监察官员奖赏或惩戒。

——摘编自张仲旺、阮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现代意义》

材料二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实质是封建皇权的依附性工具，这使得监察职能在实防运用中发生异化，即从惩治官吏的腐败异化为统御、平衡官僚势力的权力。由于监察机构在每个朝代都受到君主的重视，监察官员的监察权实质上是皇权授予的，封建社会中皇权至上的原则使得监察官员被赋予的权力往往不足以支撑其纠察百官，这就导致监察活动与行政活动会相互干预。

——摘编自杨联《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变迁、特征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