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考试制度予以适应性改造，并添加了许多现代元素，使之逐渐发展成为当今通行世界的文官制度。考试内容灵活多样，兼顾通才与专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建立了通专人才相结合的新体系，可以满足不同部门的需要，以使每个职位都可获得最佳人选。在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中，功绩制是重要原则，公开考试与择优录取，都是这项制度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功绩制原则的确立，克服了西方传统的恩封制与“政党分肥制”带来的种种弊端，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晋升法则，代之以资历年限、升级考试成绩、年终考核成绩各种因素综合考查的办法，使西方文官从录用到升迁都相对公开公平。

——摘编自李永强、马慧玥《论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   在英国，国家试图对文官队伍加强政治上的控制，撒切尔夫人更是将“政治态度”作为选拔高级文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1987年，白金汉宫中的40位常任次官和135位副常任次官，大多数是由撒切尔夫人与其大臣根据他们的政治倾向而任命的，文官的政治中立原则被其所摒弃。美国总统为了推进行政改革的进程，往往利用政治任命官员，从而加强了对文官系统的控制。在澳大利亚，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及官僚内部的权利再分配，强化了对文官的政府控制。在日本，绝大部分政务官是通过事务官进入政府，特别是政府首脑，大多数都有过从事事务官的职业经历。至1972年，日本20世纪出任首相的35人中，只有5人没有担任事务官或军官，因此，有人认为日本是文官收买了政党和政府。

——摘编自秦勃《两官分途：西方文官制度一个基本原则的生成与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