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太平天国以前，清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达到了53.4万。按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的统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905年晚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废除科举的同时，清廷出台了一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
这一善后政策被付诸实施后，导致自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因为优先录用的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材料二 废除科举之后，作为清廷统治基础之一的士绅群体并未消失，他们中的有力量者集中转移到了各省咨议局当中。咨议局对应的是议会，是民权。惟有民权在制度上得到扩张，咨议局议员们的新时代身份才会具备价值。所以，自1908年开始，在各省咨议局的策划下，这些已完成身份转型的士绅，连续发起了四次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然而，清廷却不愿将民权落实到咨议局，朝廷谕旨对咨议局的定性很明确，是“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咨议局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监督权，只有发牢骚之权。矛盾便由此而生：只有在民权体制下，这些由举人、贡生和秀才转型为议员的士绅们，才能为自己的新身份找到对应的权利，以维系对应的社会地位。但清廷却坚持要以《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来巩固并扩张君权，坚持停留在皇权时代。清廷的制度转型与士绅的身份转型背道而驰，士绅们在辛亥年抛弃清廷，可谓顺理成章之事。
——摘编自陈丽君、杨宇《近代乡绅基层整合功能的转换及其制度逻辑—基于绅权制衡机制演变的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时期科举制如此命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废除科举制，是士绅阶层由清廷统治基础成为清廷革命者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分析说明。
材料一 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新型士人群体逐渐形成……北宋中期士人群体觉醒，一方面，儒学复兴旗帜的高扬，为学术思想的整合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共政”的理念与政治格局，成为宋代文化的中心内容……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尽管政治主张颇不相同，却都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都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与胆魄。
材料二 新的士类在近代中国的大批出现，体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新陈代谢。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新陈代谢不仅表现在新的士类在数量上的激增，更表现于时代发展对旧的士类的淘汰……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诗书墨卷中人的出路，使之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新式知识分子则成了时代的骄子，他们尖锐地掊击王朝秩序，又向社会传播各种新的观念意识……他们成为20世纪士类的主流。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简述唐宋时期“新型士人群体形成”的影响。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新的士类”在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1964年，德国教育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双元制”的概念，用以概括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这种制度被誉为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德国联邦政府负责制定宏观政策法规，商会和州政府落实联邦法规，将其细化为地区性法规政策，企业和学校依法依规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各级职业教育的公共和私立部门的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目标的制定、实施、监督和审查，从而确保职业教育政策的问责力度、透明度等。无论层级、机构等，都将立法及规范作为行为准则。在双元制框架下，企业在招生计划、经费投入、教学时长、学徒合同管理等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学校职业教育和企业职业教育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均相对独立运行。
——摘编自杨蕊竹、孙善学《德国双元制教育治理体系研究与借鉴——基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分析》
材料二（1）要从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度认识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
（3）以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4）要充分调动企业事业单位和业务部门的积极性，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办学……在管理体制方面，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主要由地方负责。中央各部门办的这类学校，地方也要予以协调和配合。
（5）改革有关的劳动人事制度，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6）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城市要适应提高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和发展第三产业的需要，在农村要适应调整产业结构和农民劳动致富的需要。此外，还要着重解决师资严重不足的突出问题。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和联邦德国职业教育的不同之处，并说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教育治理”提出论题并展开论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宋代科举考试中，应试者的出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才能，因此，无论是官宦、世家之子，还是贫贱、下人之后，均可同场应试，试卷经弥封、誊录后，除试卷所反映出来的才能高低外，已无任何差别，亦即是说，所有的应试者均站在同一平台上参与竞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正是这种公正和平等，保证了官僚阶层始终不断地有新鲜血液予以补充，从而也保证了官僚阶层的精英地位。而大量庶族寒门弟子在这种公正、平等观点的影响下，通过“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有的甚至还跻身高官显要，这一现象自然激发了社会各阶层冲刺科场的热情。
——摘编自徐红《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二 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代以后，人们对读书做官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古往今来读书做官为人生第一要务，今乃视为畏途”，随着读书做官信仰体系的崩溃，许多人对科举功名的态度也渐趋冷漠，更有视功名如敝帚的。现实生活中商业利润的巨大诱惑是那样地吸引人，连读书人也“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故“凡为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1905年4月19日《中外日报》报道了广东科试情形：“本届科试，广府属各县循例考试，而应试者无不因之大减。其中人数最减少者，以番禺为最。昨该县初复时，与考者不过八百余人，以视往岁人数众多，殆有天壤之别。”
——摘编自杨齐福《近代士人文化心态的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科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人们对科举的态度及形成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