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战国时代，一家一姓之私已不能应对高度竞争的世界，社会急需新的统治秩序……七国之中，为何秦国能够做到依法治国？说起来，这就是因为秦之落后，所以国内并不存在其他六国那样庞大的贵族世家网络，法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才能推行。也正是因为开化最迟，统治者才会长期保持改革初心，奋发图强，最终化弱为强。

材料二：秦孝公时期，秦国建立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法治官僚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得益于四个工具的运用：一个是宣传的工具，一个是税收的尺度，一个是公安的工具，一个是社会评价系统。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秦国用完全忠实执行法令的“法律官僚”取代了王公贵族来治国理政，甚至不惜以暴力的形式推行这些法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韩毓海《龙兴：五千年的长征》

材料   从周代至战国，教化可谓政教风化和德育的代名词，是一种引导个体身心摆脱原始状态，达至“仁义”“礼”“智”的境界。就传统儒家而言，教化并不是反对法律，而是倡导“德先刑后”“德本刑末”的教化手段。传统教化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成就与其严密的教化网络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这种立体网络系统既包括各级各类组织化的学校系统，也包括了乡约、族法、家规、祭祀礼仪、蒙学等自发的社会教化系统。……在古代众多教化榜样中，有三类是人们效仿的对象：一是圣人，即“百世之师”。二是明君，即最高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三是名臣和名士。此外，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人们的理念追求，而社会和文化精英扮演了规则发现者、表述者和践履者的角色……也是一般所谓教化向更普遍范围的人群示行、推广规则的基点。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传承与融合：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