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仁盼回音。

毛泽东、周恩来

——《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报》（1949年1月19日）

材料二   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五四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认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由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以根本法的形式得以正式确立，为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意志、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奠定了政治基础。此外，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和完善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保障人民民主、依靠"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石。

——摘编自韩振峰、米亭《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及其内在统一关系》

材料三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十六字”方针正式确立。随着宪法和政协章程的修改完成，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重要渠道的性质定位确立起来、贯彻至今。

——摘编自《中国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法律就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管子》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汉武帝确立儒学为正统并“定于一尊”“以经注律”“引经解律”等应时而起，大行其道。魏晋时期规范汉以来反映“以经注律”成果的律条内容并试图使之法典化。《唐律疏议》完成了“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并被封建后世奉为“楷模”。明清时期以注释律条为主要内容的律学成果，则大大提高了法典的司法实用性，提高了司法效率。

——摘编自李俊《论中国古代法学发展的特点与影响》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大动荡，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外患环生，内乱叠起，法律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及西方法律的输入。特别是20世纪后，先进的中国人认为法律有利于活跃人们的思想、开阔视野。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考订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浩繁的法学文献的同时，积极引进资产阶级法律，有力地推进了法学研究和立法工作，这种努力与空前的民族、政治、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也推动了中国法律的现代化。

——摘编自袁敏殊《西方法律、法学的输入与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材料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我国的法治建设，确立了法律权威，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了法律的胜利实施。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国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适应经济社会新发展新变化，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摘编自杨宝成《新中国60年法律发展的主要历程及启示》

材料一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顺应工商界的要求，先后制订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政府时期颁布的76项经济法规中，内容包括工商矿业、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银行金融、权度、税则、经济社团等方面。张謇言：“当此各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仍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上述立法原则与经济政策导向在民初大体得到了遵循。后袁世凯时期，军阀派系争战不断，北京政府权威尽失，在经济法制体系建设方面乏善可陈，更遑论有长远规划与建设。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二   1992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改革目标。1993年修改宪法时，将1982年《宪法》第15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亟需商事立法的规范，自九十年代以来，商事立法驶入高速行驶的快车道”，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商事法律密集出台。经济法制建设的立法理念与市场经济观念高度契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立法理念基本被挤出立法过程。加入WTO为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法制与国际规则“接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世贸规则倒逼国内法制改革，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开展大规模修法和法规规章清理工作，涉及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19万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摘编自陈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与经济法制的互动发展》

材料一   自公元前6世纪罗马国家形成之后，罗马人制定了数量众多、体系庞杂的各色法律……公元476年，摇摇欲坠的西罗马帝国在强悍野蛮的日耳曼人的冲击之下终于灭亡了……527年，查士丁尼继任为东罗马帝国皇帝……他认为这些旧有法典具有无法掩蔽的基本缺陷。为了稳固帝国的社会秩序，保证皇帝的专制权力，他要为人们提供一种永久恪守的行为规范……528年，他组建了一个法典编纂委员会来编辑一个新法典，世人称之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摘编自【美】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

材料二   《拿破仑法典》，又称《法国民法典》，颁布于1804年……是一部早期的资产阶级民法典，与当时的自由竞争经济条件相适应，体现了“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预”这样的立法精神……其中的基本原则：全体公民民事权利平等的原则、绝对所有权制度、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原则等……这些都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自然法领域中的“天赋人权”理论在此民法典中的体现。

——摘编自【英】安德鲁·罗伯茨《拿破仑大帝》

材料三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