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立国之初，匈奴凭借兵强马壮，多次南侵扰边，给西汉造成严重威胁。为了宁边固界，刘邦采纳大臣建议，与匈奴“和亲”。惠帝、文帝、景帝承袭前制，继续推行与匈奴“和亲”政策，使汉匈休战得以维持60余年。李唐王朝带有鲜卑族血统，“夷夏之别”的观念相对淡薄，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多数较为主动而开放。“和亲”多出于建立友好互信、发展双边关系的需要，拓土开疆为主要目的。寰宇四邻、目及四海，可谓“四面出击”，涉及吐谷浑、突厥、吐蕃等九个少数民族，最远伸及中亚锡尔河中游的宁远国，和亲规模远超前代。
——摘编自唐建兵《汉唐“和亲”政策之比较》
材料二 清代的满蒙联姻是五代以后次数最多、范围最广的和亲。满蒙联姻从一开始即有一个明确目的：与对方结成政治性联盟，进而将蒙古造成一支清朝在政治斗争中可以直接借助的力量。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努尔哈赤曾先后数次与科尔沁和喀尔喀五部贝勒举行盟誓，反复重申要“相与盟好，合谋并力”对付明王朝及察哈尔。入关以后，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更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君臣身份的政治结盟关系，蒙古王公地位的升降，爵号的封削，联姻关系是连续发展还是就此中止等等，无一不以王公额附对清廷效忠的程度为转移。
——崔明德、林恩显《论中国古代和亲的类型、特点及其它》
(1)阅读材料一，指出唐初“和亲”与汉初“和亲”的异同。结合唐代的背景，说明差异的原因。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清朝为何重视满蒙联姻。
材料一 1644年，清朝贵族入主中原，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帝国。其统治者不仅继承了传统“华夷一体”的理念，还提出了“中外一体”的思想，即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并以积极的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作用。在中央，清朝设立理藩院，并不断修订补充《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回疆则例》等法规.通令实施。在地方则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世政不易其宜”的方针下实施了如驻藏大臣、军府盟旗、土司等制度，对于少数民族上层则施以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安抚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1929年6月17日，《关于蒙藏之决议案》在国民党三届二次中央全会讨论通过。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进边疆教育方面做出的第一个决议案.该决议案对于设置蒙藏学校、设立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划拨教育经费和优待蒙藏学生等方面都做出相应的规定。1929年7月23日，教育部公布了《待遇蒙藏学生章程》12条.其后又公布《蒙藏学生就学国立中央、北平两大学蒙藏班办法》，命令国立中央、北平大学开设蒙藏班。
1935年，随着教育部普及国民教育计划的展开以及发展西北文教的需要，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加大了对边疆省份的经费补助力度。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从军事和边防的实际需要出发，草拟《边民教育计划大纲》，规划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将其提供给教育部作为参考。中央组织部也先后设立中央直辖松潘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和中央直辖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等学校。
——摘编自《教育制度与国家转型——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政策及实践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朝边疆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国民政府重视边疆教育的背景。
材料一 新疆地区的开发始终是清政府的重要日程。清政府在新新疆设官驻兵，建立军府体制，以伊犁将军总辖军政事务。为尽快改变北疆耕垦乏人的状况，清政府组织周边省份农业人口向北疆迁，对应募者实行官费资送，发给口食、铁锅等生活用品，并代雇车辆。为了确定屯址和安户规模，先后派出多人查勘新疆多地，再按地土广狭，水泽大小酌定开垦规模。乾隆二十年，清政府修复了巴里坤南山水利，为保证“乘时修理”，又从内地调去工匠物料，责成新疆官员筹办铁厂。清中期，北疆铁厂生产的农具于保证本地之外兼供南疆部分地区。
——摘编自华立《清政府与新疆农业开发——兼谈国家政权在边疆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形，毛泽东就提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1952年，党中央要求各级政府应当“帮助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有计划地培养当地的民族干部”，并发动青年共产党员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从1951年到1962年，党中央陆续通过了一系列针对民族贸易地区和企业的照顾性政策，还派出了多支医疗卫生工作队，到少数民族地区免费治病，赠送医疗器械和药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央政府作出了关于民族教育的方针、任务、内容、经费、语言等基本问题的原则性规定，以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
——摘编自沙吾列·依玛哈孜《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政策与实践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政府新疆开发的措施及其效果。(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开发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 古代中华大地上的历代王朝或政权，尽管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但却以“中国”（华夏）王朝和非“中国”王朝进行区分。最迟在西周时期，周王所在的“王畿”被称为“中国”，并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体系，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历史走向，是实现“天下大同”这一最高理想境界的途径。春秋战国时期，有“中国”身份是诸侯争霸的有利条件，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以“中华”替代“中国”成为诸多政权博弈的旗帜，宋辽金时期“中国”再次成为各政权博弈的政治借口；建立北魏的鲜卑人、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将自己的王朝谱系写入黄帝谱系之中，都是为成为中华大地的“正统”王朝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远非“汉化”一词所能概括，也是“中国”认同得以形成的原因，多民族国家中国也因为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持续认同“中国”的存在而得以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李大龙《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与多元性？》
选取中国古代史整体或某个时期，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材料一 清朝统治者在许多重要的政治场合和重要的官方文件中，特别注意避免对边疆少数民族使用带有刺激性的“夷狄”字样和称谓。乾隆时，还为此处分过一些大臣。清朝利用政权的力量，对传统的“华夷论”进行大规模的批判。当时，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近代领土、边界、主权观念。特别是乾隆皇帝本人，除通晓汉文和满文之外，还特别注意学习蒙语、藏语、维吾尔语。乾隆帝还下令，将这五种民族文字题刻在皇家许多重要建筑上。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改造热河避暑山庄正门——丽正门时，用汉、满、蒙、维、藏五种文字题写了门额，以显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即“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摘编自张羽新《清代前期各民族统一观念的历史特征》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五族共和”。这一时期（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国旗也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五族共和”之意。
——摘编自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如何演变》
材料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各民族深受封建势力、国民党反动军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将民族政策主旨定位为“领导各民族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积极宣传“民族平等”，揭示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以唤起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意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摘编自郑大发《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百年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代前期民族观念的历史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时期孙中山民族观念的内涵及其形成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自清代前期至近代中国民族观念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中外之间源远流长的朝贡关系和以此为主要内涵的宗藩体制岌岌可危。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步，朝鲜、琉球、越南遭受日、美、英等国的瓜分和掠夺，并最终与中国中断宗藩关系。1890年，朝鲜王太后去世，清廷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遣使臣前往吊祭。1894年，朝鲜最后一次派遣使臣向清廷缴纳岁贡。1895年，依据中日《马关条约》，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中朝宗藩关系宣告解体，也宣告了华夷朝贡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
材料二 1953年12月31日，历尽周折，中印两国就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终于开启。当日下午1点，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印度谈判代表。周恩来对客人们说：“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展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天好起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立时确立的，它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
——摘自高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如何提出来的》
(1)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材料一中朝贡体制崩溃的原因。(2)结合材料一、二，指出与古代朝贡体制相比，新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同之处，并概括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