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长城的意义在最后一个王朝发生重大转变。康熙帝的名言“在德不在险”“众志成城”对长城进行了功能上和道德上的双重否定。其实，长城意义的骤降并非由于人们道德上的觉醒，满族上层和蒙古族上层的政治同盟，清政府在草原社会实行的政策是其本质原因。取代长城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德”，而是那个实实在在的理藩院。弱化草原社会的军事属性，利益不再来自战争，而由贵族政治、宗教组织决定分配。
——摘编自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
材料二 20世纪二十年代末，国内著名报刊《良友》写道：“在现代物质竞争中，西方每占优势。……虽然中国建造长城时，美洲还没被发现，可惜今日长城老而无用了。”三十年代初长城抗战爆发后，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下长城被赋予了新的“身体”，出现了人的长城、铁血的长城等观念。1935年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写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意在重新唤起民众对于长城抗战的记忆。长城由此升华为一座更具精神意味的、新的长城。
——摘编自吴雪杉《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史实，简析康熙时期“长城意义的骤降”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对长城态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汉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控制当地的部落首领或酋长来实现的。这一治策被此后的中原王朝相继沿用，地方大姓、“夷帅”、羁縻府州等西南边疆历史要素都是该治策的具体体现。元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设“蒙夷参治”制度。当时云南参政、平章、宣抚、安抚以及路、府、州、县等官，皆由大批的蒙古人、契丹人和当地人担任。吴永章曾言：“有元一代创立蒙夷参治之法，而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明代将元朝的“蒙夷参治”发展为“土流并治”的治理思想，使其普遍运用于西南边疆地区。清因明制，大体皆如此，在西南地区的基本治策是：以土官“钤制”地方，再以流官对土官进行“弹压”。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材料二 西藏和平解放及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1998年，西藏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达49851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4.1%,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80%,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77.8%。至2021年年底，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80.1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6831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0元。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给西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而且还专门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从人力、技术、财政、物资等多个方而给以援助。
——摘编自姚俊开、马汉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实践》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之后封建王朝管理西南边疆地区的政策，并分析这些政策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今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匈奴部族降汉者为数不少，汉武帝对他们依势力大小授以侯爵、封地和封户，“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并建立制度对其进行管理。
唐代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羁縻府州，都督、刺史等职级高者为中央所任命的官员，而职级低的则多由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世袭。
元朝管理少数民族的另一项政策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兴起于云贵地区，针对分散而世代聚集的少数民族部落，以招抚之策，凡率部归附者，即授予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官职，使“各从其俗，无失常业”。
——摘编自马艾《经济，文化，制度三维向度中的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兼论古代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标志》
材料二 明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也不全依靠“土官、土吏”，“土流参治”的情况也存在。面对辽阔的区域，清王朝初期也沿用了明王朝的一些制度，尤其是在西南部地区沿用了土司制度。但是，这种状况在雍正时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蛮悉改流，苗亦归化”。清廷对新疆、西藏地区的治理也变得更加具体而深入。乾隆年间设置伊犁将军对新疆进行管理，下设都统和诸多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协办大臣等分管伊犁等地。
——摘编自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
(1)根据材料一，概括由汉至元民族政策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从汉代至明清时期民族政策的变化及变化原因。
材料一：清朝外交事务比以前各代有所增加，特别是清代后期，与世界很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外交事务繁杂是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无法相比的。因此，有清一代外交机构的设立，亦与前代有所不同。清代前期，既保留了传统的鸿胪寺建制，又设立理藩院，会同四译馆管理外交事务，清代后期根据国内国际形势改革官制，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在美国、西班牙等国的要求下于1901年7月24日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具体负责外交事务，鸿胪寺与理藩院的外交职能相应转向国内。
陈彦辉《中国古代外交人员及机构名称严格述略》
材料二：在民国时期，有专门进行外交官、领事官的考试，既是为了给使领馆招募合格的官员，又是为了提高外交官、领事官乃至外交部官员的素质。应试人必须先通过外交部举行的甄录试，这意味着外交部对于将来的录取者有初审权。通过初审后便通知举行面试。面试有两项：一是作文，用中文和外文笔试；二是口试外语。甄录试及格者，由外交部咨送参加正试。
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志三》
材料三：1949年至1999年世界各大洲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数量统计示意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初年和清朝晚期外交方面的突出变化。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2）材料二反映了民国政府时期外交建设方面的哪些现象？并列举民国时期重要的外交成就。（最少两例）
（3）根据材料三以及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外交成绩突出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