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世纪后,随着东南亚地区各国家的发展,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加强。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所历凡三十余国”,每到一个国家,首先会见当地国王与官员,赠送丰厚的礼物,遵守当地的风俗。然后开展以“朝贡贸易”为主的贸易活动。同时还负有打击海盗,肃清海上航道,调节各国纠纷的重任。早在此之前,沿海商民就私造大船,运载金玉丝绸,下“南洋”贸易行商,有的甚至留居不归,以致当地“以商贩为生业,饮食、衣服皆仰北客,习北俗”。直到16世纪葡萄牙所绘马六甲地图,也到处标有“中国村”“中国溪”“中国山”等。
——摘编自《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
材料二 1905年,越南爱国志士潘佩珠曾在日本见到钦慕的梁启超,梁对他说:“我国与贵国地理历史两千余年密切甚于兄弟,岂有其兄立而视其弟之死而不救乎!”并告诫其“贵国不患无独立之日,但患无独立之民”。当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陷入低谷时,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越南革命的大本营和大后方。潘佩珠等人在广州组建越南光复会并吸收大量华侨参加,提出“近者向中国学习,远者以欧美为师”。针对荷兰殖民统治残酷镇压印尼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大起义,1926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刊文《爪哇的暴动》:“告诉爪哇的兄弟们‘中国民众是同情于你们的,你们的斗争引起全东方的同情,继续你们的独立运动吧’。”
——摘编自余定邦《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等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友好交往大事记
时间 | 事件 |
1991年 | 中国外长应邀参加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这是我国首次同东盟正式接触。 |
1997年 | 江泽民主席在首届东盟—中国(10+1)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重要讲话。 |
2002年 | 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方同意以和平方式而不诉诸威胁或使用武力,由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他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端。 |
2010年 |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这是一个惠及19亿人口、4.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贸区。 |
2020年 | 双方实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良好格局。 |
2022年至今 | 2022年11月,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纪念<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二十周年联合声明》:致力于维护并营造有利环境,以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2023年10月,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的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正式通车。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 |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10~16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初中国积极关注和支持东南亚民族民主运动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友好交往的意义。
材料 从古至今对民族主义的不同认识
人物 | 主张 |
江统(西晋) |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
李世民(唐) | 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 |
梁启超(1903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 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 |
孙中山(1906年,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 因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国,假如政权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 |
周恩来(1940年《论新阶段》) | 中国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必须坚决实行中国民族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独立解放,走向国际舞台。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必须同情和联合国际主义的运动,才能共同打倒帝国主义的统治,求得国际上真正的民族平等,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
材料一 东汉时期,在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等地散居的主要有哀牢夷、掸族等。哀牢夷生活在今哀牢山一带,西汉以前与中原没有联系。51年至69年,哀牢夷有两支内附,共有5万余户,50余万口。东汉在这一地区设置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和博南(今云南永平南)两县,后又设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只向哀牢人的富豪征收赋税,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担赋税。掸族居住在哀牢人的西南部,自东汉设永昌郡以后,才与汉族发生直接的联系。77年,掸王雍由调与附近各族遣使到洛阳,奉献珍宝。汉和帝赐给他们印绶和钱、帛。120年,雍由调又遣使进京,贡献“幻人”(魔术师),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印绶、金银、丝织品等。东汉时期,西南地区还散居有白狼等族,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汶山以西的白狼等部落有130余万户,600余万人自愿内附。白狼王还作诗歌三章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即《白狼歌》。这三章诗歌都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成为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宝贵历史资料。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天启年初,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授意其党徒在重庆突然构难,公开反叛朝廷。为尽快结束西南乱局,以便全力对付实力日增的后金政权,崇祯二年朝廷谕命西南五省总督朱燮元移镇贵州,为朝廷斩截擒凶。朱燮元为保证贵州作为西南交通枢纽和控遏云南的战略功能,分别对贵州经济、行政、教育、民族制度进行全面治理:第一、从增加人口数量、扩大耕地面积、增加财政收入、减轻赋税徭役四个方面同时着力,重振地方经济。第二、调整永宁—毕节段川黔分界线,解决土司间的承袭权和土地权之争,在改土归流后的水东地区新建开州,复置施秉县治,通过行政手段,恢复地方秩序,确保地方安全。第三,建新学立文庙,续庠序之教,增加诸生之额,拓宽夷汉子弟晋升通道,重建地方教育,搭建“夏风化夷”平台。第四,在“分土世官,众建诸蛮”的地方民族政策中,将原属土司的宣慰公土分给有功官兵作为抵饷和赏银,并根据官兵和目把的功绩大小、对朝廷的忠顺度、在地方上的影响力等具体情况,分别授予大小不同官职,命其管理地方事务。
——摘编自黄咏梅《朱燮元与明末贵州地方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东汉时期治理西南夷的措施,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明末贵州地方治理的特点,并加以简要评价。
A.艺术审美与史料价值的统一 | B.中外文化不断交融 |
C.民族团结和平等的民族政策 | D.乾隆帝的浪漫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