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汉时期边疆分布着众多民族，汉朝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汉朝在边疆地区设立众多郡县，如东北边疆设立了玄菟郡、辽东郡、辽西郡等。一些不具备设置郡县管理的边疆地区，则设立一些专门机构。如汉朝对匈奴先后采取和亲、武力进攻、纳降、内徙、分化瓦解等政策，最终将匈奴纳入汉朝管辖之下，设置使匈奴中郎将进行管理；对西域诸国则是先后采取武力征服、和亲、屯田、册封官爵等政策和措施，最终设置西域都护统辖整个西域地区。为了管理那些脱离其民族主体内迁的边疆民族，汉朝设立属国，置属国都尉管理，但其内部事务仍由其酋长负责。汉朝还以长城为主干，设置由塞、障、亭、燧组成的了望、预警和防御为一体的边防体系，并进行规范的屯田活动。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1840年后，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动，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传统政策，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和管理。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正式建省，改变原有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推广单一的郡县制。光绪年间，东北由将军府制度转变为行省制度，变八旗体制为民治体制。经过有清一代对边疆移民和强化管理，晚清时期边疆地区“原来十分荒芜的土地兴起了许多新的城镇，商业贸易随之发展兴旺起来。边疆地区行政建制发生很大变化”。

——摘编自陈跃《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一

材料二   长城原是古代中国农牧业的分界线，康熙中后期，随着内地土地紧张，塞外遂成为北方各省百姓的重要去处。热河以北，清初并无汉人，到乾隆49年，汉民增加到55万人，到道光五年，增到88万，长城沿边已经形成蒙汉杂处的半农半牧区，甚至出现了“开垦地亩较多，牧场较少”的新格局。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管理，清廷在汉民聚居地建立厅县等行政机构。和以往游牧风气影响中原不同，清代，农耕文化处于积极进取地位，随着“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 是时，蒙人“起用汉名”“学习汉字文艺”已蔚然成风，“蒙古游牧为生，初多肉食，近以汉民北耕，亦甘食五谷”。蒙古与内地逐渐出现了意义深远的一体化趋势。

——摘编自刘凤云等《论清代中国北部的农耕文化及游牧文化》

材料三   20世纪20年代末国内著名报刊《良友》写道：“在现代物质竞争中，西方每占优势。……虽然中国建造长城时，美洲还没被发现，可惜今日长城老而无用了。”30年代初长城抗战爆发后，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下长城被赋予了新的“身体”，出现了人的长城，铁血的长城等观念。1935年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写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意在重新唤起民众对于长城抗战的记忆。长城由此升华为一座更具精神意味的、新的长城。

——摘编自吴雪杉《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

材料一   海禁政策是明清时期对外关系中有别于前代且最具特色的部分。自明王朝建立至鸦片战争前的近500年间，这一政策一直得到有效的推行，间或有短暂的松弛，但始终并未扭转海洋政策的总体趋向。明朝初年便严申禁令，规定海民不得私出海，不得擅造三桅以上桅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者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朱棣登基16天后，便下诏禁止军民“交通外国”，并要求“所司一尊洪武事例禁治”。明英宗时期甚至有严私下海捕鱼之禁。嘉靖年间，海禁的措施则走向极端，拆除一切违禁大船且尽数毁之。

——摘编自刘俊珂《论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

材料二   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廷采纳薛福成的建议，为照顾旅外侨商归国居住方便，废除了海禁旧例，颁布新章程，允许“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馆给予护照，任其回国谋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一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明清时期经略边疆大事年表（部分）

材料三   明朝后期，玉米、番薯等美洲粮食作物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逐渐得到推广。番薯“亩可得数千斤，胜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大大缓解了“民食问题”，人们遂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劳动力和土地等去发展经济作物，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因此深受影响。而粮食生产革命和人口爆炸互为因果。清朝以来，人口压力不断增加，…玉米、番薯等栽种遍野，“生齿日繁”。“棚民租山垦种，阡陌相连，将山土刨松，一遇淫霖，沙随水落，倾注而下，溪河日淀月淤，不能容纳。”

——摘编自何炳棣、陈树平等的研究成果

材料“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从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地区所实行政策的发展变化，可以梳理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如表所示）。

——摘编自史金波《略论中国历史上民族政策演变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