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不断的交融发展，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民族交融后出现的秦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交融后出现的隋唐王朝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中国，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各民族之间就能够和平相处，如汉朝对西南、西北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元明清对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政策等。各少数民族在交往中也向往和学习中原文化，儒家文化教育、中央集权制度、开科取士、农耕文明也传到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各民族的矛盾斗争也时常存在，如王莽对匈奴的政治贬损和侮辱性政策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进入中原，使人口大减，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摘编自韦良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23年，国民党明确提出要“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的任务。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为其民族主义增加了反帝和民族平等、自决自治的新内容。1929年，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蒙藏委员会对蒙藏等地区发挥着政治联系和监督的重要作用。从1929年到1932年，国民政府坚持“为土著人民谋利益”的原则，相继出台《筹备移民殖边办法》《蒙古农业计划案》等文件，“以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基点，一方扶植其发展，一方力求各民族的精诚团结，并以尊重及融合各民族的宗教习俗”为重要途径，在北部地区大力推行移民放垦政策。

——摘编自李玉伟《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民族问题》

材料三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创举。民族区域自治下，各民族平等地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消除了民族间的相互歧视与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各方面的自治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张雪雁《民族区域自治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材料一   从民族关系及相关认识来看，唐初所修撰的“五代史”与南北朝时沈约所撰《宋书》、萧子显所撰《南齐书》、魏收所撰《魏书》有显著的不同。《宋书》《南齐书》涉及北朝史事称“魏虏”，《魏书》涉及南朝史事则称“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这种认识与称说，在“五代史”中都有所改变，不论是《梁书》《陈书》涉及北朝史事，还是《北齐书》《周书》《隋书》涉及南朝史事，多书为国号加“帝”或国号加官称与人名。“五代史”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即认为北周先人出于炎帝后裔。

——摘编自瞿林东《从正史编撰看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谈唐修八史和元修三史》

材料二   边疆之得失，实关一代王朝之兴衰，关系当代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边疆不断统一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清以前，历代以长城为限，实行华夷分治，始终没有完成对边疆的真正统一。至清，破除千百年来“华夷之辨”的民族观，提出华夷一体、“中外”一家的新“大一统”理论，废长城，合内地与边疆为一国即中国，在边疆设治，与内地一体化，统归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实现对边疆的完全统一、中国及其疆域告成。

——摘编自李治亭《论清代边疆研究的三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