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唐入宋，“自田制坏而兼并之法行，贫民下户极多。”宋朝廷从仁政理念出发，突破了旧有“轻济贫重恤穷”的观念，形成了以贫困救济为主、医疗救济为辅的济贫制度。神宗时实行保甲法，对占田20亩以下的贫民免除服役。后又出台惠养乞丐法，“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注籍，人日给米豆共一升，小儿半之，三日一给。”两宋时期民间济贫恤穷活动也趋于活跃。以义庄为例，其始于北宋中期范仲淹，用以救济贫困族人。医疗机构方面，当以胜善寺药寮出现为最早。“凡郊野之民无有远迩，与道路之往来有疾病者”皆可得到免费治疗。
——摘编自孙竞《宋代的社会贫困线及其社会意义》等
材料二 中世纪英国乡村底层民众普遍经历了物质生活贫困。许多上了年纪的贫穷佃农通过将持有地让与年轻家庭成员来保证晚年生活。集体耕作的公地制度也为贫困群体提供了重要的生计补充来源。许多庄园都将在公地上拾穗作为穷人的权利，对拾取落穗之人的资格作出明确限制。13世纪开始，立遗嘱在乡村普及开来，留下一些虔心的遗赠是不可或缺的。最常见的形式是赠与一小笔现金，分发给出席葬礼的穷人。也有立遗嘱人规定利用遗赠资金产生的利润定期开展救济活动，这种救济行为往往持续较长时间。修道院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之一，利用稳定的资金来源，为穷人建立了收容所和慈善院，1216—1350年间总计修建达700余所。
——摘编自王学增《中世纪英国乡村贫困与社会济助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济贫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世纪英国解决贫困问题采取的救助方式。
(3)根据材料，分析中英两国贫民救助体系的共同之处。
材料一 一战前，民间的教会、学校和社会组织，是传统社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以非国家行为来推动社区治理。一战期间，社区中的学生和教师被组织起来，参加战时生产等工作，许多平民百姓热心于分担战争的重担。1929 年之后，社区组织四分五裂缺乏协调，无力维持社会自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强了对社区的救济。二战后英美经济发展经历了 20 年的“黄金时期”，为国家介入社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英美国家的社区政策突出表现在对城市贫困区、边缘人群的救济方面，可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一部分。国家和区域政府以及私营公司正在接管社区的许多职能。
——摘编自吴晓林《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社会治理主要依赖官方与民间系统，治理方式上依靠官权和绅权的结合，具有典型的“人治”特色。晚清以来，各种社团逐渐出现，在救济与调解纠纷等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同时，工人、资本家、外国人的出现，既增加了新的治理对象，也加剧了原有治理对象的复杂性。伴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与法律意识的觉醒，传统社会的“人治”受到冲击，基层社会治理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1)根据材料一，指出社区治理中国家行为的转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方社会治理转型的共同作用。
材料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主导推行了社区更新计划，目标是实现社会资源再分配，救济贫困社区居民。1964年的“向贫困开战”行动以消除社区贫困为着力点，并结合《经济机会法案》来干预社区更新。美国政府从政策引导和社区赋权两个层面保持社会住房的数量，并增加不同居民群体间的社会经济互动。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住房和社区发展法》，提出向地方政府提供社区发展补助金，引导私人商业投资。在《社区再投资法案》的支持下，非营利性质的社区发展公司等第三方组织迅速崛起，开始承担运营社区项目的职能。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通过出台《国家和社区服务法案》制定“希望六号”住房计划、划定授权区和企业社区等方式将商业税收激励、住房补助与社会服务拨款相结合，鼓励志愿者、NPO等专业力量进入社区，社区更新回到了社区导向的模式。
——摘编自李昊昱《英美社区更新的社会化转型趋势及其启示》
(1)据材料，简述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美国社区更新的历程，归纳美国社区发展的特点。(2)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美国社区更新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英国有着悠久的社会救助传统，而社区发展却并没有引起社会主流、联邦政府的更多关注。二战后，英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城市复兴计划，如兴建住房、新城建设、城市规划、建设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等来改变战后英国社区的衰败局面。20世纪60年代，英国再次陷入普遍性的经济衰退，社区自助的行动重新兴起，但在实施过程中，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中央政府的不果断和无效率使得项目缺乏持续性和统一性，有些项目半途而废，实施效果也并不如人意。
——摘编自倪赤丹、苏敏《英国社区发展经验及对当代中国的借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运动式、大规模的社区发展运动，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来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逐步向社区转移。1985年开始，民政部门第一次把社区概念引入实际生活，1987年社区服务开始在全国推广。经过一段试点工作后，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随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推广。近年来，民间开展了多种类型的社区发展实践，呈现与政府力量相呼应的多元发展格局。
——摘编自李东泉《中国社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政府主导社区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其存在的问题。(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社区发展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1897年以来美国的社区治理
| 序号 | 时期 | 概况 |
| ① | 1897～1929年 | 共和党人担任总统25年，民主党人担任总统8年，对社区几乎无干预 |
| ② | 大萧条时期～二战前 | 罗斯福（民主党）新政，对社区采取干预措施 |
| ③ | 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 | 1949年，通过《住房法案》，开启城市更新（杜鲁门总统，民主党）；1963年，推动社区精神卫生服务，1964年开启“社区行动计划”（约翰逊总统，民主党）；20世纪70年代，引入社区发展公司、暂停城市更新工程（尼克松总统，共和党） |
| ④ | 20世纪80年代以来 | 20世纪80年代，取消社区卫生服务联邦资助、削减联邦住房援助资金（里根总统，共和党）；1992年，刺激企业推动社区发展（老布什总统，共和党）；1993年推出“授权区和事业社区”（克林顿总统，民主党）；2002年，推出“信仰为本和社区倡议”（小布什总统，共和党） |
——摘编自郑晓林《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
(1)根据材料，概括1897年以来美国社区治理观念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897年以来美国社区治理观念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中世纪商业的兴起，是城市能够在封建庄园制度的环境中复苏的关键，使得商人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正是他们领导斗争，城市才从封建领主那里争取到了自治权。古典城市文明的传统主要体现在中世纪城市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之中，在意大利的城市中反映的最为明显，由选举产生的市政长官被称为“执政官”,这个称号本来是罗马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名称。11世纪后期起，意大利城市普遍开始设置执政官，它不仅是一个官职，而且还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我统治的象征。
——摘编自黄洋《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材料二 到1851年，英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英国总人口1800万，其中城市人口占52%,城市中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有10个，法国仅5个。以棉纺织中心曼彻斯特为例，工业革命前，这里人口仅在1万人左右，仅有几条又脏又暗的街道，没有市政机关，也无权选派议会议员。1786年阿克莱特纱厂在此创办，仅过15年后，该地已经建成50家纱厂，成排的大烟囱日夜不停地将滚滚浓烟吐向天空。同时，城市中心区域已开始美化，那里开辟了宽阔的街道，旁边设有商店，街道有了照明，还成立了城市消防队。
——摘编自王斯德《大学世界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世纪西欧城市自治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指出当时参与城市治理的主要力量。(2)根据材料二，指出工业革命后英国城市发展状况。结合所学，简析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的调整。
材料一 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系统分为“公”和“私”两部分。一方面，国家系统利用直至县和次于县的政权体系，依靠军队、法律等政治力量和经济的、习惯的等方面的力量实现其控制权，国家的权力似乎是绝对的和无限的。另一方面，实际对基层社会直接进行控制的，是乡族的势力，包括血缘和地缘性的，是一种多层次、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就是“公”“私”两大系统相互冲突又相互利用的互动过程。
——摘编自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材料二15-17世纪，英国地方治安法官取代郡长成为郡最高长官，实现了郡的半地方自治。此后，通过一系列法案，地方治理体系逐渐完善。19世纪80年代的议会改革，贯彻地方自治的“主权在民”原则，郡内的地方简化政府结构，郡变成了一个居民对郡事务进行民主治理的政府机构。地方治理职能从政治统治为主到以公共服务为主，地方治理主体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再简化、又到多元的若干次反复。
——摘编自陈国申《从传统到现代：英国地方治理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基本特征，并简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英国地方治理相较于古代中国地方治理的主要不同之处。
材料 起初，村社除了按比例分摊向国家缴纳赋税、监督农民完租纳税外，还负责国家和地主的徭役。改革后，村社有权对所掌握的共有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但重分的周期被延长，有的一直没有重分过。村社在行政管理上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更加正规化，在农民与国家的天平上，出现了偏向国家的倾斜。村社还开展禁止酗酒和各种文化教育活动，拨款兴建图书馆等。但是，农民在改革后，困境并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在暴力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中，村社逐渐成为了农民天然的组织形式。村社非但没有成为国家理想中维护专制制度的支柱，反倒成了农民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团体和武器。1906年斯托雷平进行改革，企图通过摧毁村社、培植富农，使富农成为农村决定性的经济力量，从而维持沙皇的专制统治，结果失败，更多的贫苦农民成为反对沙皇政府的力量。
——摘编自王文娟《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村社职能嬗变的分析》
(1)据材料概括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村社职能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村社嬗变的原因。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村社嬗变的影响。
材料一 明代存在双轨地方监察机制。一是由中央派出监察地方的巡按御史，职责包罗万象，既要举荐人才，又要纠劾不法官吏；既要赈济灾荒、督查钱粮、均平赋役、督修水利、检查学校、存恤孤老等，也要断理冤狱、革除苛政、抑制豪强等等。另外，还有各种临时性的专差御史巡视地方，事毕就罢免。二是指地方上的提刑按察使司及其派驻各地的分巡道，其职责主要包括：受理上诉，纠正冤、假、错案；复查州、县文书卷宗，审核下级判决；荐举和纠劾地方官吏；抑制豪强，安抚流民；提督学校，监临乡试等。
——摘编自高春平《明代监察制度与案例研究》
材料二 1361年爱德华三世颁布《治安法官令》，赋予治安法官权力，加强对地方郡区的管理。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治安法官有权收集郡守和其他治安法官的违法事迹，检举上报巡回法庭。当巡回法庭不在时，治安法官有权对轻微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审讯、保释等。1485年以后，议会还要求治安法官监管地方反政府势力和非法竞技场所。在地方出现灾害后，治安法官要了解当地粮食储备情况，强制要求有较多粮食的人到市场销售指定数额的粮食。平时还对酿酒、磨坊、面包制造等活动进行管制。虽然治安法官没有薪俸，却不乏自愿担任之人，担任者多为豪门贵族或乡绅地主，以履行义务的方式为国王效力。
——摘编自童德华、马嘉阳《西方监察制度的历史批判》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明代地方监察官员的职能及监察体制的特征。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英国治安法官拥有的权力，简析其愿意无薪为国王效力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中英古代地方监察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英国传统乡村的不断缩减与衰落，乡村此时面临着再次调整与改造的问题。从18世纪50年代起，粮食种植业产出的市场价格份额占比一路下降，畜牧业产出的市场价格份额占比相应攀升；家庭农场主明显转向“替代农业”，制定了新的耕种目标，奶牛业、园艺业、家禽业开始稳步发展。正是在乡村逐渐走向“消失”之时，人们开始思考乡村的存在意义，“乡土”这个古老的文学体裁成为19世纪人们最热衷表现的对象之一。全国托管协会、自然保护区保护协会、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等组织先后成立。第一部《城乡规划法》提出要确保乡村农业和林业用地不受发展规划影响。
——摘编自孙立田《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乡村改造》
材料二 自步入近代，中国农业经济便开始衰败。1928年华北八省旱灾、1931年江淮流域十六省水灾，1933年黄河决口等成为促成当时“农业恐慌有力的因素”。同时，1929年到1930年的两年时间里，全国1941个县中，有823个县承担兵差。1931—1935年中国粮食进口量为近代以来最高峰，“农村受灾容急，而有甚于水深火热”。其间，“到农村去”成为当时有着乡土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佳选择。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是要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从而实现所谓“民族自救”，但这一目的没有达到。
——摘编自朱庆葆《改造乡村中国——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
(1)据材料一，概括近代英国改造乡村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学角度指出其时代背景。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乡村建设运动成效不大的原因。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英两国乡村建设或改造的积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