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朝时期，富有的宗族成员对于贫困族众的赈济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救恤族中孤弱和单寒亲友，包括资助贫困族人婚丧嫁娶以及维持日常生活，赡养族中孤老疾弱，抚育那些幼年失怙的子侄等。其二，战乱和凶荒之年存恤贫者，如房景远“重然诺，好施与，频岁凶俭，分赡宗亲”。由宗族发起的社会救济，看似一视同仁，实际上并非如此，救济的主体同客体之间有亲疏远近之别，由近亲及远亲，拥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排在前，如有余力，则依次惠及旁人。具体的实践中，由于救济者的经济实力，救济也不是无限度地进行，在限度与承受能力之外，赈济的力度与辐射范围逐级递减。

——摘编自邵正坤《北朝的宗族与社会救济》

材料二   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特别规定：对于“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工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垦荒，以均地力”，国家将“严定田赋税收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对于广大工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其余如养老育儿、普及教育、抚恤残疾等，“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

——摘编自周兴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具体内涵》

材料三   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中共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材料一   1601年，英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济贫法》，开国家救济先河。在英国的影响下，瑞典也于1763年颁布《济贫法》。在政府开始意识到社会保障责任的同时，民间已逐渐形成劳动者自主性的共济组合制度，为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两次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一般说来，社会保障制度化有赖于国家的财富积累，而国家财富积累的一条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由于技术革命的推动，英、德、美等国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工农业产值和国民收入都得到大幅度提高，国家财富的积累基本能够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供给，一部分国家甚至发展成为“福利国家”，如英国、瑞典。

——摘编自方青《西方近代工业化与社会保障》

材料二   清末民初，救助能力十分有限的传统善堂无法满足亟待救济的灾民之需，为了开展更为有效的救助，很多有志之士进行了尝试，其中以盛宣怀与江南绅商的联合救济事业—天津广仁堂和上海广仁堂最具代表。天津广仁堂与以往的善堂相比有很大进步，实现了部分地域的突破，将南方善士和北方灾民紧密联系起来，是“南人办北事”的成功案例。与天津广仁堂经费主要来自政府不同，上海广仁堂经费主要来源于盛宣怀名下的地产、股份及盛氏企业赞助，并无政府拨款，活动自由度较高，这表明民国初年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已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变。

——摘编自张帆《盛宣怀与江南绅商的联合救济事业探析》

材料一   福利国家过度慷慨的福利政策助长了社会的懒惰，正在滋生福利懒汉，催生懒人群体。丰厚的失业补助金正在消磨求职者寻找工作的动力和意愿，不上班的收入差不多也能维持生活，以致相当一部分失业者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一些人甚至选择“主动失业”。……1980年，保守党政府就已经开始降低一部分社会保障项目的津贴标准。包括减少病人、失业者以及失去工作能力者的短期津贴，降低养老金津贴水平，将国家收入养老金的最高津贴水平降低到平均收入的20%，而不是工党政府时期的25%。除此之外，在诸多领域的支出比起工党执政时期也大幅削减。

——摘编自刘保中《高福利制度下的“懒人现象”》等

材料二   相比西方福利国家，中国无疑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鉴于此，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要坚持把公平放在首位，通过加大财富和收入再分配力度以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社会全体成员享有基本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就防止和消除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极分化而言，中国不能选择完全个人账户式的（即缺少互济功能的）制度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社保体系建设的核心制度仍然应当立足于缴费型的社会保险，这既可以防止单位和个人对政府和社会的过度依赖又坚持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化。

——摘编自王瑶《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模式、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一   西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九月地震，宣帝于十月下诏：“池籂(指皇室园林)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安帝时“连年水旱灾异”，朝廷“悉以公田赋与贫人”。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数郡国发生旱灾和蝗灾，“青州尤甚，民流亡……罢安定呼池苑(一处皇家马场)，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 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

——摘编自林兴龙《汉代社会救济问题研究》

材料二   唐代常平仓原为平抑粮价而设，玄宗后逐渐普及，但仅限于州府以上城市。宋初常平仓仅限于京师。宋真宗时，除福建以外，各路均设置了常平仓，且设置到县级城市，常平规制由此建立。 宋代常平仓最初以调节粮价为主，很快具有了救荒功能，也用为平时济贫之资。王安石变法期间又将常平法与青苗法结合起来，帮助农民度春荒。至此，形成了具备新功能的常平仓：“有曰借助赈贷者，以息赈济者也；有曰赈粜者，减价来谷以赈之也；有曰赈济者，直与以赈之也。”

——摘编自张文《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三   19 世纪80 年代，德国宰相俾斯麦开创了一个以当时德国的社会背景为根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模式，为现代社会保障打开了大门。其理论依据是德国历史学派和德国政策协会的“国家干预主义”，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社会政策协会主张实行“社会政策”，强调通过如社会保障、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以缓和阶级矛盾。在对日益壮大的工运采用镇压措施的情势下，从1883到1889 年三个保险法案依次发布，德国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很快被其他国家效仿。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社会保险制度被引入欧美其他国家，并进一步发展成为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摘编自张邦辉主编《社会保障》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探索建立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1949-1955年，农村社会保障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以临时社会救灾救济、社会优抚为主要内容，形成了以家庭为责任主体、政府适当扶持的模式。1956-1978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入正轨，逐渐转变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集体为责任主体，以家庭保障为辅，国家救助的保障模式。改革开放后，集体经济衰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缓慢发展。21世纪以来，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随着2003年以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

——摘编自苏保忠《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是一部党带领人民反压迫、反剥削、反饥饿的革命史，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奋斗史。马克思认为，以私有制为主的生产关系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导致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的根源，进而指出了解决贫困的基本途径：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消灭剥削，剥夺者被剥夺。在中国人民反压迫、反贫困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党一经成立就把反贫困斗争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百年的反贫困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反贫困和贫困治理当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摘编自雒亚男《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机制创新和历史启示》

材料二   《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到2030年，92个国家中最穷的20%人口将因气候变化而遭受巨大收入损失。2021年2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连续9个月上涨，环比上升2.4%，同比上升26.5%。而作为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价格的急剧上升导致家庭支出大幅增加，部分家庭由此而陷入贫困。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这一地区成年人识字率仅为60%，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成年人识字率仅为30%左右，基本不具备参与现代化就业的能力。

——摘编自张琦《全球减贫历史、现状及其挑战》

材料一   宋代土地占有不均问题十分突出，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富民阶层在调控贫富分化与社会救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富民阶层通过乡约和社仓建立起有效的救济组织和制度。乡约明确宣示“患难相恤”是自治事业的一部分，约中之人互助互爱，为需要救助的人提供社会保障。社仓以人民户主的方法组成自治性组织，平年扶贫、灾年赈济。这些自治性的制度弥补了政府缺位的问题。宋代的富民认为在家族层次上应该相互扶持，很多家族都建立了族田义庄用于抚恤孤老、资助贫穷的学子求学科举，如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就有良田千亩，用以资助范氏子弟。宋代的富民既占用巨额的财富，同时又拥有相应的文化水平，是宋代的“地方精英”，成为社会稳定的调节器。

——摘编自杨华星《宋代的贫富分化与社会调控》

材料二   亚当斯密的思想在英国的救济制度中得到了贯彻，他认为富人的富裕和穷人的贫穷都是天经地义，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政府不应该承担社会救济的责任。到了19世纪，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是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工资下降，为此英国政府在报告中提出了“劣等处置原则和济贫院检验原则”，并出台了相关法律，意图通过惩治“懒惰贫民根治贫穷问题。贫困者必须进入济贫院才能获得救济，接受救济者不再拥有选举权以作为政治上的惩罚，意在让贫民通过个人努力而非政府和社会帮助来摆脱贫困。但很多贫民并不愿意进济贫院，因为那里的处境比在工厂劳动还要更差。苛刻的制度并未体现公平和正义，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反而愈演愈烈。

——摘编自腾淑娜《公平与效率视域下的近代英国济贫》等

材料一   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1890年颁布《住房法》等，开始实施一些引导性政策规范住房问题，地方政府为部分工人提供性价比较高的公共租赁住房。从1919年《住房与城镇规划法》开始，英国要求地方政府直接建设公共住房。但这一时期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大举介入住房市场仍存在质疑，政府直接建房的规模并不大。1945年后，英国政府全面介入住房领域，实行由国家直接供应的公共住房制度。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住房政策的重心开始转移，逐渐减少政府对住房供应的直接参与。从1979年开始，撒切尔政府对公共住房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全面退出住房供应，严格限制各级政府修建和供应公共住房，并通过颁布1980年《购买权法》等法案，大力推行公房私有化。2003年起，工党政府在继承部分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上，加大了对公共住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力度，2004年《住宅法》就如何确保建造足够的低收入群体买得起的社会公房作出一系列的规定。

——摘编自洪亮平何艺方《英国住房保障制度与政策评介》

材料二   2010年，中国政府开始把保障房作为一项重要民生问题来抓，甚至将其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公租房制度逐步成为住房保障体系的主体。从199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净增值达3亿，城市人口比重净增了20%以上，这就带来了住房问题的挑战。中国现有的保障性住房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对象以最低收入家庭和有一定货币支付能力的中收入家庭为主，而在社会人口结构中占主要部分、以“夹心层”群体为主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和利益诉求，却一直是住房保障制度的盲点。通过提供可循环的、租金相对低廉的过渡性住房，大范围地解决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需求，避免因收入差距拉大、商品房价格高企不下等原因，导致破坏社会稳定的不安全因素的形成，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摘编自徐东辉《中国公租房制度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