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交子的诞生可谓是大时代与小地区的因缘巧合。因为躲避隋唐战乱，四川的经济相对独立，茶叶和马匹等贸易繁荣，同时因缺铜而依赖铁钱，携带不便，于是作为商业信用凭证的交子产生。起初，交子由四川百姓发行，发行者不久财衰，交子不能兑现，诉讼频起。朝廷下令将交子收归官营，以朝廷财力支持交子的流通和价值的稳定。初期交子的价值十分稳定，有效地支持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末期，为了攻打西夏而大量增发交子，结果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于是，宋徽宗改交子为钱引，以增加百姓对纸币的信心。

——摘编自石俊志《中国货币法制史话》

材料二   民国初年，北京民国政府曾铸造银元以为国币，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币制混乱的问题。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实施“废两改元”，使银元成为统一流通的本位币，但辅币、纸币仍未统一。当时全球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市场白银价格猛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许多工商企业因此陷入困境。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征白银出口税和征收平衡税，但制止白银外流的效果不理想。1935年政府决定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白银国有，实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1948年，因发行量过大，法币被金圆券代替。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一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宋人曾记载“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据《宋史·食货志》载：“颁行新政，删去旧余，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泊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按王安石免役法规定，原来当役人户，要交纳免役钱，原不承担差役者，要交纳助役钱……而按北宋最高年铸（铜）币量506万贯算，平均每人一年仅占203文，远远不足以交纳役钱。史载：“京城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畜藏之货，何可胜算？”宋咸平四年（1001年），裁汰诸路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给赐过优”客观上阻断了部分货币向市场的流向。两宋时期，货币经济区域化的理念，多种贱金属钱币并行，纸币作为信用工具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再加上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问题，使得这些问题都存在于这一时期的货币经济体系当中。《宋史·食货志下二》记载，宋太祖一继位就针对铜钱外流的问题下达了明确的诏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此后不断地完善和加重对私带铜钱外流的处罚，庆历初年又规定：“阔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两宋时期政府为调整货币币值而推行的三个具有典型性的政策——即官方“短陌制”、推行夹锡钱和“铸大钱”。

——摘编自孙杰等《宋代钱荒产生原因探析》

材料二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在沿海、沿江交通发达的商埠逐步发展起来。同时，由于外患内乱，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式微，地方割据势力严重，中国货币也愈加混乱，金融体系庞杂，给经济发展和交流带来很大困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为实现全国统一，就着手研究统一币制的改革。1933年罗斯福上台以后，美国推行白银政策，抬高银价，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百业凋敝，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税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巩固对东北的占领，其对华北不断侵略蚕食，威胁到国民政府的根基。法币政策推行后，法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民政府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短期内解决了通缩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废弃了落后的贵金属本位制，实现货币集中发行，建立货币发行准备，促进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是中国金融史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利益，其领导的法币改革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最负面的影响就是无法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最终造成法币丧失货币功能，走向崩溃。

——摘编自王乾《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

材料一   一战前，英国控制着200亿美元以上的国外投资，没有哪个金融中心可以比肩伦敦的地位。当时全球超过2／3的贸易信贷是通过伦敦进行的，超过一半的长期投资也是通过伦敦进行的。到了1919年，美国经济总量则达到了英、德、法三国总和的3．5倍。支撑英镑作为最主要国际货币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已然崩塌!

——摘编自孙树强《英镑国际化的陨落》

材料二   冯永琦认为，首先，要聚焦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位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支撑中国经济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其本身并非目的。其次，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民币如何获得广泛的境外市场需求，提升境外经济主体持有人民币的意愿，特别是“第三方”对人民币的需求。再次，要重视国际货币权力问题，货币问题不仅涉及经济利益，还伴随着权力的存在。货币的国际化也自然会涉及和影响原有的国际货币权力关系。最后，要高度重视国内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性作用。

——摘编自赵媛《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材料一   宋人赵卫彦对银矿的采冶作了详尽的记载：“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以火锻为大片。”白银“计坑冶之盛，实始于宋代”。宋朝中央的制作机构文思院等分工细密，生产规模更大，而且宋代的“私家制作和买卖金银器皿的作坊行铺更多，也更为广泛。在汴京临安和建康等大城市中都有金银行或金银铺”。北宋初，河北兵已是“岁一遣使赐银鞋”。除鱼袋、鞍辔、束带之外，宋初以银为饰已很少列入禁条。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娶亲用银器、酒店饮食店乃至卖“冰雪”的器皿都用银器的情况。

——摘编自王文成《唐宋之际白银使用的发展》

材料二

材料一

材料二   国际性经济全仗国际货币体系来支撑，而这个体系的基础又是要人们近乎普遍地承认金本位制。……19世纪70年代，西欧和美国都采用了金本位制。谁只要持有任何“文明的”货币——英镑、法郎、美元、马克等，就可以随时去兑换黄金；反过来，一个黄金持有者亦可以把它兑换成任何一种货币。这些通货就像许许多多不同的语言，都在表示着毫无区别的东西。

——(美)R.R.帕尔默等著《工业革命：变革世界的引擎》

9 . 材料一 明清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镇，一大批工商业市镇以及商品经济发达的府域得到快速发展，其中江南地区尤多。刘家港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依托发达的航运，商品北达京师，西至巴蜀，甚至销往欧洲，消费市场十分广阔。明中后期的苏州，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手工业者或与之相关联的从业人员在当地生产出的大量商品都被销往外地，江南地区自古就有“重农不抑商，扶商不危农”的商贸传统。江南市镇从农村商业产业链的发端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发展手工制造业，向内、向外拓展交易市场，形成了富有江南特色的商品经济模式。

——摘编自张轶伦《明清江南市镇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

材料二16—18世纪中外金银比价表

（比价提示：如1534年的中国，1两黄金=6．363两白银）

——摘编自钱江《十六至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

材料三 明清时期“闽中巨室，皆擅海泊之利，西至欧罗巴，东至吕宋，每一舶至，则钱货充翔。”据统计，明代输入福建白银数额5152．26万两，清代输入福建白银数额934．74万两。外国银币样式优美、携带便捷，改变了福建地区的货币结构，官民贸易多以外国银币结算，漳州、泉州、永春等地，外国银币交易比重超过90%。随银币大量流入，民间资本日益活跃，农副产品“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漳州府市镇由11个增长为69个。

——摘编自公一兵《试论清代福建的白银货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