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材料二：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三：明隆庆以后，政府改变以往的朝贡贸易体制，每年在广州举办春夏两季交易会，主要输出如粮食、糖、花生、生丝、棉纱、瓷器等中国商品，以增加财政收入，广州成为东方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但嘉靖《问刑条例》律令仍然以严刑峻法惩治违禁下番者。从1757年始，清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对外贸易，限定仅在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实行十三行贸易体制。

——摘编自李庆新《广州“交易会”及其制度改革（1567—1644）》等

材料一   西晋覆灭后，晋元帝逃往江南，在江左重建了东晋王朝。长江天堑，是一个限制南北的天然屏障，使中原战火不能直接延烧到江南。这时江南虽然还是一个经济落后区域，但永嘉之乱的后果“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每十六七。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这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摘编自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

材料二   隋唐时期，西北是全国政治中心。西北指陕、甘、宁、青、新五省（区），面积占全国1/3，是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因西北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政府驻戍庞大的军队，并将营农和防边结合。为持久计，隋在陇右、河西、西域等地屯田，唐代严管州军屯政，每年举行“屯官叙功”，以示考核。屯田之外，隋唐还在西北发展官牧业，蓄养的战马数量庞大，还能满足宫廷、政府厩马、祭祀和宴飨之需。唐太宗平定突厥后，对塞内民族“怀柔”，进贡者备尝其值，广设市场，敞开渠道，满足各族不同的物资需求。安史之乱前，西北“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相望，桑麻翳野”。

——摘编自李清凌《西北经济史》

材料三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公元780年，唐朝雅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以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五类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

——摘编自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材料一   英国对外贸易政策变化表

——摘编自【英】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关税税率统计表

——摘编自杨圣明《中国关税制度改革》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988人。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庸杂徭悉省”，改变了国“自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三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材料一秦统一六国后，户籍制度随郡县制在全国的推行而更加严密。汉代的《户律》有关于户口的登记、乡部负责人定户籍的办法与规定、户籍的保管、立户的原则、田宅的分割与继承等内容。秦汉户籍基本是一年一定，汉代每年八月，乡部啬夫、吏、令史要“案户籍”,民人不论男女老小原则上都要到场接受貌阅，时称“案户比民”。户籍主要登记出入关津的符、赀簿、戍卒家属廪食簿等。汉代的户籍主要是记吏民家口名年，所以在多数场合即称为“名数”“名籍”。从户籍登记的内容上看，秦汉的“八月算人”,实则在户籍的基础上，与赋役征收相关。

——摘编自杨际平《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

材料二下表为元明清时期关于户籍制度规定的一览表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人口流动制度》

材料一   如图为唐朝怀集庸调银饼。银饼正面刻有铭文“怀集县（属岭南道广州），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

唐朝怀集庸调银饼

这是岭南道广州怀集百姓所纳庸调在上缴朝廷时由地方官府折纳的银饼，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

材料二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三   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收取货币，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这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等制度的主要内容，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清代康熙帝时实行“摊丁入亩”，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经济史稿》

材料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已遭到破坏，但征税时，只凭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没有限度。百姓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无四五。建中元年（780），杨炎向德宗建议并实行了“两税法”。“凡百役之费，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