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前期以均田制为基础，实行租庸调制。随着人口增多，可授的田地越来越少，大地主吞并农民田地，国家控制的户口数量锐减。为保证税收，政府强行“活户”（检查户口，清理人丁，勒令回籍），增辟税目，但都没能奏效。建中元年（780年），政府颁行新法：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只保留户税和地税；预算全年开支，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以779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的总数作为户税和地税的总额分摊于各州；依据财产多寡将户分为九等，并依此征收户税；地税按亩征收谷物；户税、地税以每年六月、十一月为期征收；对不定居的商人，按资产的1／30征税，后改为1／10。

——摘编自吕建中《中国古代赋税制度述略》

材料二   与杨炎同时期的杜佑说：“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两税法实施后，“收入公税，增倍而余。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滑之氓，皆被其籍”。所以，两税法“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但是，宋代郑樵认为，自两税之法行，则赋与田不相系也。况又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定法，此总无名之暴赋，立为常规也。建中以来，将五百年，世不乏杨炎，不知所以加于大历中一年之多，数目复几倍乎？呜呼！后世之为民也，其难为民矣”。

——摘编自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