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区域不是“铁板”一块的均质化区域，不是文化落后、野蛮的地方，也不具有地理、文化与行政边界高度重合而形成的清晰“区域”。…… “西北”作为一个多中心互动的历史空间，长期被另一种视角遮蔽，只有超越“欧洲中心观”对“西北”— “边疆”、“野蛮”文化等级的偏见， “去边疆化”才能释放“中心”的意义，这有助于在“整体史”视角中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共同性”，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新地缘区位观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摘编自黄达远《 “中亚”：被遗忘的游牧社会历史》
材料二 中国文明不仅远离亚欧大陆接壤地带的文明冲突，而且拥有平坦而富饶的平原，为汉族政权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长期维持了庞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牧业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扩张的经济驱动主要是农业动力，由此可将其边疆开拓的历史特征概括为“农业边疆”。……因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疆域经营上，呈现了“有节制的扩张”的特征，在边疆扩张中，坚持“内政优先”的政治立场，一旦边疆开拓影响到内政稳定，便会呈现向内收缩的历史选择。
——摘编自赵现海《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中国的历史分流》
材料三 太祖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 “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区画，则知赋入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 ……隆（庆）万（历）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
——摘编自《明史·卷七十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述西汉政府对“西北区域”采取“去边疆化”的措施及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古代中原王朝在疆域经营上“有节制的扩张”的原因，结合所学，写出明朝政府坚持“内政优先”在西藏地区的做法。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明太祖即位之初“一以黄册为准”的目的，并简述张居正应对材料三中所示困境的举措。
材料一 明代财政收入
| 年份 | 米麦（万石） | 布（万匹） | 绢（万匹） | 宝钞（万锭） | 银（万两） |
| 1430 | 3979 | 20.5 | 94.1 | 7388.9 | 32.9 |
| 1552 | 2659 | 13.3 | 32.0 | 2414.4 | 243.3 |
| 1621 | 2780 | 12.9 | 20.6 | 8.1 | 755.2 |
——摘编自《明实录》
材料二 白银作为贵金属货币，并不等同于财富……中国输出的商品是以资源的高耗费为前提的，包括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而西方输出的是贵金属，这些贵金属是从殖民地掠夺而来的，西方人并没有为此支付应有的成本——没有为此耗费自己的生存资源。这意味着白银流入越多，中国民众赖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资源流失越多，白银加剧了中国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
——摘编自李宪堂《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
材料三 1933年美国宣布“白银国有令”而导致的国际银价暴涨，加之日本在华北进行侵略活动，大肆走私白银出口，导致中国的货币白银迅速外流。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公告宣布实施法币。统一以法币为支付所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债务，应准照面额于到期日以法币清偿之，所有银元持有人，应即将其缴存政府，照面额换领法币。
——摘编自王乔《近代中国货币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财政收入的变化。结合所学，从明代改革的角度简述出现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白银流入中国的途径，并结合所学分析白银大量流入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说明美国宣布“白银国有令”的背景。简述民国时期中国货币的变化。
“黄宗羲定律”是一个具有超越历史学学科范围影响力的理论。这一论断源自于黄宗羲的文章《明夷待访录·田制三》，即历代封建王朝鉴于农民赋税的不堪重负，为缓解社会矛盾，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有时也采取诸如改费为税之类的政策。这种“并税”改革虽在短期内产生作用，减轻了农民的眼前负担，甚至出现“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的局面，然而从长远的效果看，往往引发新一轮农民负担的加重。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曾将黄宗羲的这种描述简化为下列公式
两税=租庸调+横征（法外之征）
一条鞭法=（租庸调+横征）+横征摊丁入亩=（租庸调+横征+横征）+横征普遍式：B=a（1+nx）（B为最终税率，a为初税率，n为变革频率，x为横征）
请阅读材料，提取信息，运用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相关知识解读“黄宗羲定律”。
| A．高产作物传入 | B．疆域不断扩大 | C．外来人口增多 | D．赋税制度变革 |
| 年份 | 外货进口总值 | 国货出口总值 |
| 1912 | 473097031 | 370520403 |
| 1913 | 570162577 | 403305546 |
| 1914 | 557109048 | 345280874 |
| 1915 | 454475719 | 418861164 |
| 1916 | 516406665 | 481797366 |
| A．列强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持续减少 | B．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趋于合理 |
| C．中国工业化的社会环境有所改观 | D．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趋于增强 |
| A．彻底废除了人头税减轻了人身依附 | B．国家一年按照夏季和秋季两次收税 |
| C．赋役合并折银征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 D．以庸代役保证农民有较充分的劳动时间 |
| A．人身依附控制减弱 | B．基层治理的失控 |
| C．赋役征收对象扩大 | D．贫富差距的缩小 |
| 预计年产铁量 | 10万斤 |
| 出局前利润（定价—生产成本①） | 700-800元 |
| 金家寨厘局 | 80元 |
| 孙家沟厘局 | 100元 |
| 蒋家集厘局 | 60元 |
| 三河尖②厘局 | 120元 |
注②：三河尖伟炼铁产品集散地，距产地金家寨直线距离100余公里，期间共有1道厘金征收处，按重要征收，单价有所不同。
| A．政府鼓励发展民族工业 | B．官僚资本主义向基层渗透 |
| C．财税体系改革任重道远 | D．帝国主义放松了经济侵略 |
| 项目 年份 | 田赋 | 盐税 | 关税厘金 | 杂税项收入 | 总计 | |||||
| 数额 | 比重% | 数额 | 比重% | 数额 | 比重% | 数额 | 比重% | 数额 | 比重% | |
| 1766 | 3986 | 71.83 | 574 | 10.35 | 540 | 9.73 | 449 | 8.09 | 5549 | 100 |
| 1903 | 3546 | 33.80 | 1250 | 11.91 | 5340 | 50.90 | 356 | 3.39 | 10492 | 100 |
| A．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 B．晚清的财政逐步走向近代化 |
| C．清末新政推动财政收入增加 | D．晚清民族工业获得较大发展 |
材料一 安史之乱后，藩镇取代州，成为地方财政管理权力的首位分配对象，节度使权力迅速扩大，不再遵守中央政府对税收统收统支之体制，从而侵夺中央的财权。针对地方势力分权的倾向及财政体系的混乱，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财政税收政策调整。特别是在两税法施行后，将两税分成上供、留使、留州三部分，通过两税“三分法”的财政包于体制，抑制地方分权行为，以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问题。两税法颁行后，唐中央三令五申地要求藩镇遵守两税预算定额管理制度，藩镇不得额外加税，禁止藩镇减少上供额，严禁藩镇增征工商税和经商贸易营利。虽然中央政府也采取了两税法和两税三分定额管理等反危机措施，也曾取得成效。其结果不仅不能恢复旧制，相反却使其财政收支变得更加复杂、混乱，导致其原有的管理体制日趋瓦解。
——摘编自陈丽、郑学檬《中晚唐时期中央财政地方化倾向探析》
材料二 元代财政收入分为中央和地方，各占70%和30%，虽然这一比例最初是关于岁钞的，金、银、粮等实物不包括在内，但大体可以表现出元代中央与地方赋税分配的比例关系。除上供京师的岁钞二百八十万锭以外，其他由“各省备用”，而未提路府州县，因而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配是在朝廷与行省之间进行，地方留用财赋的支配权，主要由行省掌握。行省除了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比例和严格控制路府州县的财赋支用，还有义务遵照中央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政支出的不足。在收入方面，路及直隶州（府）需要把所征收的财赋先送往行省，并由行省储藏或转运上供朝廷。在此过程中，行省代表中央集中各路州的财赋于行省治所，是元代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的关键。
——摘编自管汉晖《秦汉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财政分权的历史渊源回溯》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安史之乱后唐政府财政体系混乱的表现，并指出两税法改革“也曾取得成效”的含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中央和地方赋税分配体制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