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朝设“土均”之职，“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贡”。商鞅变法提出“赋税平”的税赋改革原则，认为“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东汉末，曹操颁布的《收田租令》规定，任何人都必须按照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和户口交纳田租、户调，“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隋唐时期的均田制，将耕牛、奴婢等都纳入税赋征收的参考依据中。唐朝中期推行的“两税法”，确定了按能力承担税赋的原则。王安石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等，基本上延续了“两税法”的思路。

——摘编自陈忠海《古代税收中的公平与效率》

材料二   国民政府财政部认为过于依赖间接税的税收结构并不合理，应建立以所得税、遗产税为主的直接税体系。1936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所得税按营利事业所得、薪给报酬所得、存款利息所得三类开征。同年10月1日，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税率先开征。1937年1月1日，营利事业及存款利息所得税也全面开征。1943年1月，政府公布《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法》，将所得税扩展到财产税类别。1943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所得税法》，提高了起征点，但同时也提高了税率，强化了罚则。据统计，1937—1940年，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占比由4.15%上升到16.34%。

——摘编自魏文享《近代所得税的税制演变与征收实践》

材料三   2008年，中国正式颁布了《企业所得税法》，主要着力点在于在开放环境下保障内外资企业公平的税收环境，内外资企业无论在税率、税基，还是税收优惠、纳税期限等多个方面均给予了统一。其中，将区域性税收优惠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仅保留经济特区、民族自治地区以及西部大开发等有限的区域性税收优惠。由此，中国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建立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宗旨和与国际接轨的税收制度。

——摘编自李旭红《40年税改实践，中国逐步建立现代税收制度》

材料一   1949年11月，首届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精神，拟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等文件，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和税务机构组织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随后，政府决定在全国统一开征14个税种，含工商业税(包括坐商、行商、摊贩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筵席、娱乐、冷食、旅店)等，初步形成了以货物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其他税种为辅，在多环节课征的复合税制。

——摘编自刘尚希等《新中国财政史》

材料二   1978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5.9%(比1952年下降了10.3个百分点)、14.2%，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在税收收入中，货物和劳务税收占 83.6%，比 1952 年上升了 34.9 个百分点；所得税收入占10.4%;财产税收入占0.2%;农业税、牧业税收入占5.5%,比1952年下降了 22.5个百分点。

材料三   据初步统计，2018年，中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85.3%、17、4%。在税收收入中,货物和劳务税占50.8%;所得税收入占 35.1%。

——材料二、三均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数据整理

材料一   嘉靖末，行一条鞭法，夏税、秋粮、均徭、里甲、雇募，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杂役仍复纷然。故一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   清廷在财政上实行“原额主义”，即中央设定一个固定的标准，监察税收完成情况。中国缺乏对人口增长的正确认识，仅关注其带来物资紧张、物价上涨等结果，将维持原额视为“善政”；原额主义在当时水平低下的行政管理下满足了财政方面中央集权的要求……帝国的财政体系中存在两种并行的制度和收支：法定财政收入（正额财政），以及法定之外“或公开或私下的不明收入”（正额外财政）。国家分配给基层的经费，往往入不敷出，不得不用附加性、追加性课税来解决，“中饱”“陋规”等私下捐赠，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财源。晚清之前，政府收支大体平衡。鸦片战争前，户部存银不足2000万两。1858年，户部存银仅5万两，难以维持各部运行。

——摘编自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

材料三   英国近代税制的奠基石是土地税，直接动力则是沉重的债务压力。在英法战争、北美独立战争、滑铁卢战役后，英国债务总额高达8.2亿英镑。为开辟财源，英国形成了包括多税种的复合税制。一战后，英国近代税收制度基本定型，出现了涵盖国税和地税的税收体系，出台了《印花税法》《石油税法》《增值税法》等法案，适应且促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膝淑娜《税制变迁与英国政府社会政策研究》

材料   明清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表现为中央的财政控制力不断加强，设立了多个层级的财政管理机构和财政监督机构。尤其是清代的财税制度以高度集权为特征，户部主管中央财政，制定财税征收政策，通过“起运留存”制度调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几乎没有自己支配的财权和财力。在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上，清代在明代的“起运留存”制度的基础上实行“解款协款制”，协调全国财政资源，在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基础上进行各地财政支出的调剂，具有早期的“财政转移支付”特征。清康熙时期，财税的存留和起运比例发生了变化，中央集权趋势继续增强，确立了“悉数解司”制度：州县不再保有存留，原来的州县存留部分全部上交给省一级布政司。州县所需经费向布政司奏请支用，事后则“奏销”。“悉数解司”与“奏销”制度的共同执行使中央集权特征变得更加明显。针对地方无甚财权从而加重对民众的剥削、加大非正式收入征收这一现象，雍正年间开始实行“火耗归公”政策，推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一方面将地方收入合法化，改善了地方私自加派、损害中央财政税源的行为；另一方面将火耗的征集、发放和支用权限从地方收归督抚，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摘编自张熹珂、任韵霖《财税制度与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构建与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