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时，宗教医学是人们疗治病痛的主要途径。16至17世纪，瘟疫频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基督教会束手无策，神职人员纷纷死亡，民众对教会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产生怀疑。这时期医学界对疾病的认识已经向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病理观转变，建议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民众重视卫生保健，并以放血、催吐等疗法取代祈祷、观瞻圣物。政府则以医学隔离、清扫街道等手段进行防控，严禁举行相关祭祀活动。在地方政府和议会推动下，伊丽莎白女王授权枢密院编纂《政令大全》，加强对地方防疫的管理。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二   为应对西班牙流感等全球医疗和社会危机，1921年国联卫生组织成立。二战后，国际社会仍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如霍乱、鼠疫、黄热病等，亚非拉国家普遍缺乏基础医疗设施，无法有效应对，死亡率居高不下。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成立，标志着全球卫生与流行疾病控制的新时代，国际合作共识加深。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疫苗接种，处理贫穷与卫生问题，保障世界不同区域的基础医疗建设，传染病防治取得重大进展，死亡率逐步下降，之前曾威胁世界60%人口的天花基本被根除。

——摘编自[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

材料一   农业的采用和向定居社会的转变，将人类暴露于以前从未遇到的大范围疾病面前，结果是健康的严重退化。定居社会的发展意味着渐多的人口最终得挨在一块生活，或者至少得时常地 相互接触，这一点对人类的直接环境和他们的疾病都有深远的影响。主要的变化是人类日益暴 露于传染性疾病之下，这些疾病的爆发构成世界大部分地区复杂社会演化的永久背景。

——［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材料二   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 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 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 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 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

—［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材料三   在《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中，克罗斯比探讨了 1918—1919年大流感对美国和世界历史的 影响。他认为，这场大流感从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传播到以欧洲国家为主的第一次世 界大战参战国，造成了大量士兵和平民的死亡。据保守估计，大约有55万美国人死于这场流 感，而“美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总计 才42.3万人,远远少于这个国家在10个月之内死于西班牙流感的人数”。

—刘文明《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一克罗斯比治史方法初探》

材料四   “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说的一 句有些让人诧异的话，而瘟疫背后的几乎所有真相都让人吃惊人类可以从容地对付咆哮怒 吼的雄狮和虎豹，却奈何不了无声无息的蚊子和跳蚤。任何和我们亲密的动物都可能成为我们 致命的杀手。寄生物在人和动物之间的游移以及它独特的潜伏本领让人类痛苦不堪,所谓的抗 体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我们自欺欺人。

—叶金《人类瘟疫报告:非常时刻的人类生存之战》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霍乱等流行病肆虐，一些统计学家、医生和其他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了30—40年代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推进了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他们较早利用调查和数据方式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研究，向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号召民众以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来推动公共卫生的立法进程。一些志愿团体，关注工人的住房、清洁等状况，将公共卫生及改革的理念传递给工人。1848年的霍乱爆发，推动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及地方相关卫生部门，标志着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张晶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医学争论研究》

材料二   为抵御美国细菌战，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接着，全国各地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截至1952年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等1.6亿多吨，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摘编自肖爱树《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材料一   公元前430年，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正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中，搅动整个希腊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了关键时刻。一场瘟疫席卷整个雅典并导致了近1/4的居民死亡。雅典三面环山，一面傍海，淡水资源缺乏，老城区以神庙为中心，人口密度过大，新城区，遵循自然状态延伸，没有严格规划标准；民居的分布显得比较杂乱，习惯在公共场合交流、运动、参政、学习，缺乏集中社区的概念。虽然雅典人在疾病爆发初期就开展积极自救，但医护人员因缺乏防疫护具而纷纷中招。到公元前427年，肆虐雅典的瘟疫渐渐平息。希波克拉底，一面积极调查疫情，同时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利用烈焰产生的隔绝与净化空气效果，成功遏止疫情的扩散。这也成为今天预防瘟疫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

材料二   宋代建立了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社会民众是防治瘟疫的民间基层力量，弥补了官府救治薄弱的区域。民间医家是宋代乡村中应对疫病的中坚力量，他们一方面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另一方面又积累经验，亲撰医书，精选各家名方.简化官府医方，将医药知识应用于临床治疗。地方乡绅、僧人、道士则采取了发放药物、施舍粥食、捐献家资、掩埋尸体、祈神驱疫等措施。宋朝官府牢牢地管控着社会民众力量教治疫病的方向，严防借助疫病救治发展宗教或农民起义。同时，对疫病救治中取得显著成效的地方乡绅、民间医家和僧人、道士，官府通过酬以官爵、授予医职或赐予封号等措施，将其纳入国家疫病防治体系之中。

——摘编自韩教《宋代社会民众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和历史借鉴》

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