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材料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关于预防霍乱的指示》《种痘暂行办法》《关于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等。1951年，毛泽东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1955年，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以及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成立，具体领导和指导各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截至1951年9月，全国各地卫生机关共派出从十余人到百余人不等的防疫队150支，深入各地基层。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防疫处鼠疫防治院特别制定了鼠疫疫情报告制度，这一制度在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管理办法》中得以确认。1952年，在毛泽东“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下，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鼠疫发病病例在新中国成立前10年间为22.7万余人，1955年全国病例仅39人，短短五年时间就控制了鼠疫流行。其他一些传染病如斑疹伤寒、钩虫病、血吸虫病等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卫生和文明形象。

——摘编自李洪河《新中国国家卫生防疫机制的建立》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霍乱等流行病肆虐，一些统计学家、医生和其他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了30—40年代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推进了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他们较早利用调查和数据方式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研究，向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号召民众以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来推动公共卫生的立法进程。一些志愿团体，关注工人的住房、清洁等状况，将公共卫生及改革的理念传递给工人。1848年的霍乱爆发，推动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及地方相关卫生部门，标志着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张晶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医学争论研究》

材料二   为抵御美国细菌战，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接着，全国各地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截至1952年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等1.6亿多吨，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摘编自肖爱树《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材料一 美国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在1950-1998年间，32次更改养老保险标准，综合运用税收、财政转移及货币政策，将国民收入分配到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多个领域。各国政府还及时出台旨在促进就业的宏观政策和总体规划。在西方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覆盖范围极为宽泛，所有公民既是捐助者，又是受益者。挪威政府通过颁发《国家保险法案》《社会照顾法案》来保证每位居民在生、老、病、死、鳏、寡、孤、残或失业等情况下都可获得经济支援和其他形式的社区帮助。

——摘编自王贤斌、郭建新《西方福利国家改善民生的路径及启示参考》

材料二 一、海关对进口冷链食品开展新冠病毒核酸监测检测，根据检测结果依法对输出国家（地区）的防范污染措施进行检查、调查，确认出口国家（地区）安全管理体系和安全状况是否持续符合中国进口要求，对存在问题的境外食品生产企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采取限期整改、暂停进口、撒销注册等措施。二、对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进口冷链食品，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指南有关规定，进行分级分类处置。

——摘编自《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进口冷链食品口岸疫情防控措施的公告》（2022年第58号公告）

材料一   英国初期的防疫成果并不理想，进入封锁防疫第三周，疫情并没有得到明显控制，日检测能力未能达到预期水平，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从疫情防控有效性的角度来说，英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缺乏针对性，既没有及时阻止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又未能顺利切断传染途径，无法阻止疫情多次反复传播，甚至还因为医疗物资与床位紧缺，放任轻症患者进行居家隔离，对感染者防护措施不当，不重视病毒特性，不严格控制病毒的传播途径，不对疑似病患进行检测和救治，出入境没有设立体温监测点，不对确诊病患行动轨迹进行追踪，不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检验排查，最终导致疫情蔓延。

——摘编自李瑾《英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分析与启示》

材料二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从确保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到多措并举关心关爱抗疫一线医务人员，从加强人文关怀、组织开展心理疏导，到稳妥有序解除管控措施、逐步推进复工复产。在这场捍卫人类健康福祉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战斗中，中国始终坚持国际合作，开展防控和救治经验分享，推动联合科研攻关，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以自己的作为和担当，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战“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到中国责任！

——摘编自郑昌华《中国文化是抗疫斗争的深沉力量》

材料一   1932年中华民国救灾委员会《全国霍乱疫情发病和死亡人数统计表》（单位：人）（部分）

——整理白《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防疫工作组总报告》

材料二   1949年10月，新中国遭遇第一起公共卫生事件：察哈尔（今内蒙河北交界）鼠疫事件。疫情发生后，卫生部十分重视，两天内组建了77人的防疫队伍，携带疫苗5万份支援疫区。周恩来总理召集各部委开会，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防疫委员会迅即制定洲了交通管制、疫区隔离、疫情上报、疫苗注射、患者治疗等防疫规范，并要求疫区减少人群聚集。同时，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请求卫生援助。疫区组织4.4万学生、干部、民兵等参加防疫。此次疫情在半个月内得到有效遏制，疫情范围仅涉及9个村，死亡60多人。

——摘编自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

材料 张为申（1909-1966），新中国抗生素工业化生产的奠基人与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防治、抗美援朝战争需要大量廉价的抗生素。而药品进口被西方国家严密封锁。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的张为申冲破阻碍，决定回国。从菌种引进、培养、发酵、中试到药厂工业化生产，张为申皆亲力亲为。1958年，他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生素工业化生产之路，使青霉素成为物价廉的“当家药”。1958年初，张为申获得苏联赠送的红霉素菌株。红霉素等他抗生素也在他的努力下，迅速实现工业化生产，使脑膜炎、肺炎等恶疾有了效的药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迅速达到1957年的57岁称中国医药史上的伟大壮举之一。此外，张为申举办了多期全国抗生素讲习，形成了健康发展的抗生素专业队伍。

——摘编自于滨等《张为申——中国抗生素工业化生产的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