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级政府在防疫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两汉疫病多发时期，政府都采取了如发放药物、强制隔离病人、减免田租和赋税等积极的抗疫救灾举措。唐代政府通过多种手段防控疾病，如颁行医方、派遣官员赈灾送药等。宋代更是将皇帝、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医学家、宗教人士和社会民众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疫病”提升为“四大自然灾害”之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积极应对。明清时期，国家政策转向消极，经常性药政机构演变成在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而民间社会力量则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张剑光《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等

材料二   随着西方防疫观念和相关实践的不断传入，20世纪以后，清洁、检疫、隔离、消毒等应对疫病的举措已渐成为中国社会“先进”而主流的防疫观念。1911年，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级防疫组织。1916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经多次大瘟疫的近代中国终于建立起了相对健全的瘟疫防治机制，它囊括了卫生观念、疾病预防、治疗和善后等环节，涉及疾病预防、治疗的相关领域。

——摘编自杨银权《中国近代防疫体制建立探析》

材料三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卫生宣教和科研培训等工作。此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原防疫大队、专业防治队等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建立起省、地（市）县各级卫生防疫站和专业防治所、站，并建立了防疫专业队伍。各级卫生防疫站为国家的卫生防疫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摘编自连漪《从“防疫站”到“疾控中心”》

材料一   明代处于中国历史上第四个气候寒冷期，后期异常干旱。入境外国人士的增加，使我国从未有过的传染病也开始流行。1408至1644年间，各地发生的大瘟疫达26次之多。瘟疫等传染病的流行，促使瘟病学说得到发展。中医内科理论建立在《伤寒论》之上，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里记载了瘟病的传染性特征。宋元以来，医家从论症、治法方面对伤寒与瘟病加以区别。明清之际吴有性著《瘟疫论》，提出“戾气说”，认为瘟病是戾气所致，由口鼻传入，进而指出戾气有不同类型，并能产生不同疫病。经过清代名医叶桂、薛雪等人的努力，瘟病学说逐渐建立起体系。

材料二   

材料三   1933年，毛泽东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41年，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委员会，开展以灭蝇、灭鼠，防止鼠疫、霍乱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1952年，毛泽东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各地掀起群众性卫生运动的高潮，并成立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78年后，各项工作逐渐恢复。除了创建卫生城镇，1987年，中央爱卫会还倡议讲文明、讲卫生、讲道德，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2015年，习近平就“厕所革命”和文明旅游做出批示，要求推动我国旅游业迈上新台阶。

材料一   蝗虫有着极强的繁殖能力，往往成为庄稼的致命杀手，造成蝗灾。古人不了解蝗灾形成的真正原因，甚至认为蝗虫是“神虫”，于是就采用祭神的办法来解决蝗灾。但伴随蝗灾带来的巨大灾难，亦开始深入地探究治理蝗灾的方法和对策，《旧唐书》就记载唐代名臣姚崇运用蝗虫趋光这一特性有效捕打飞蝗；明代的陈世元曾撰写《治蝗传习录》，介绍养鸭、放鸭治蝗的成功经验。不过古代民众虽然掌握了一些治理蝗灾的措施，但是仍只能尽可能地减轻危害，而难以根治，所以蝗灾的发生依然很频繁。

——摘编自陈忠海《古代的蝗灾与治理》

材料二   党和政府对蝗灾问题高度重视，在中央要求下，各蝗区先后成立了专门的治蝗指挥部，并建立了责任制。党和政府还十分重视蝗情的侦查、预测预报工作，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并完善了相关工作制度。在具体的治蝗工作中，放弃了耗费人工过多而效果不明显的传统“挖卵"治蝗法，采取效率更高的药械治蝗法。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民众被广泛动员起来，加入捕蝗、灭蝗的队伍，使得新中国的灭蝗工作发展成为一种群众性运动。经过不懈治理，最终使蝗灾这一历史性灾害得到有效控制。

——摘编自江满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