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439—1640年间，英国伦敦是当时欧洲鼠疫疫情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15世纪末期英国的防疫组织很不完备。措施也显得零乱分散，大多数是效仿其它国家的做法，防疫成效不大。16世纪以来，都铎政府的防疫立场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采取各种措施，建立相关机构来组织防疫。1578年以前，防疫措施主要由各郡自行制定。为了便于集中管理、统一指挥防疫工作，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被瘟疫感染人群的管理法案”。根据法令，郡治安法官全盘负责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各教区牧师、济贫理事会同看守人、检查人、监督人等定期（每周）向治安法官递交疫情报告；郡治安法官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疫情和应对措施，并及时将疫情材料   整理后汇报枢密院，以便中央及时掌握国家的疫情动向。在严酷的防疫斗争中，英国的防疫预警机制逐渐形成。英国政府还比较重视解决和瘟疫相关的社会问题，如乞丐流民问题。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将“普通税”作为济贫基金，对乞丐和流民进行救济，这是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此外，英国政府还颁布了《济贫法》《习艺所法》等一系列法案，使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得到最低的社会保障。在英国政府和民众紧密配合之下，17世纪下半期以来英国各地所发生的瘟疫明显减少。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英国政府的“防疫”对策》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材料一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材料二   在18、19世纪英国城市化过程中，工厂主在自认为最有利于其经济活动的土地上任意建造厂房，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狭窄且不规则的街道上工业建筑和居民建筑混杂交织在一起，工业生产所带来的污水和浓烟在城市里蔓延，到19世纪早期，几乎所有快速增长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都达到了每英亩300人，低矮的工人住宅区到处都是水洼，被垃圾、度弃物和臭气所包围。1848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法案涵盖了对城市街道、住房、卫生设施和公共空间进行治理的内容，确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市物质环境实行管理的原则。随后，英国政府颁布了关于住房与城市规划的一系到法案，至19世纪末英国城市规划基本得到完善。英国是最早的工业化国家，却在工业革命之后，变得满目疮痍，成为环境污染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污染及其治理过程必会给我们一些教训的思考和经验的借鉴。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是达到一种经济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互兼赢。

——摘编自戴鞍钢《城市化与“城市病——以近代上海为例》

材料一   19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政府干预公共卫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流行病肆虐的恐慌中，开始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干预公共卫生，明确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与作用，提出建立卫生管理机构的必要性。英国从1841年就开始免费实施疫苗接种，政府直接参与推广。这属于英国首次开展的持续性公共卫生活动。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英国制定新的《防疫法》。1865年，英国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研究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各大城市都组织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宣传，重点是宣传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健康的关怀和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宗旨。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大城市进行了很多环境卫生工程建设的工作。同时，清除城市垃圾，消灭病媒昆虫，改善环境卫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预防肠胃系统传染病的饮水卫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等方面，国家在各地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9月7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国范围内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等，各种疫病发病人数均大大减少。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