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宋朝时期防疫制度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防疫制度的变化原因，与宋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上述材料分析中国古代、英国近代的防疫措施对今天世界防疫有何启发？
材料一 1408~1643年间，中国爆发全国性大疫19次之多，局部性疫情不计其数，致使“万户萧疏鬼唱歌”“饥民抢掠四起”。文献记载每当瘟疫发生时，皇帝往往派人去祈祷，采取施咒的办法安慰百姓。明宪宗曾下诏在京城崇文、宣武等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殓遗尸。1587年明神宗谕旨礼部：“尔部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头诊视施给”；还强调“此后各省直有与重大灾疫，须令各府州县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对此时人评论：“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至于对防疫较为有效的隔离、禁止人员流动等措施，朝廷并没有推行，文献也没有记载。
——摘编自甘海根《明代北京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材料二 英国首都伦敦由于人口集中、卫生环境差而成为鼠疫频繁光顾的城市之一，15—17世纪频繁发生严重鼠疫。针对疫情，1518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为确保隔离措施的落实，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1604年索尔兹伯里瘟疫期间，整个镇1/5的人口被纳入到国家救助中，因此群众愿意配合隔离。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郡治安法官作为总负责人，教区牧师和执事作为配合机构每周要报告相关情况。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
材料三 1910年12月，鼠疫在东北大流行，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清政府派医学博士伍连德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为弄清楚病因，伍连德通过病理解剖染病死尸，发现了罪魁祸首——肺鼠疫，这是一种新型鼠疫，在人和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染源是感染了鼠疫的病人或者尸体；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士兵挨家挨户搜查，发现病人，就立刻送到防疫医院，还要用生硫黄和石炭酸给病人待过的房屋消毒，他克服重重阻力对尸体进行焚烧、掩埋；抽调士兵进行交通管制，还设计了一种成本极低、易推广使用的简易双层纱布囊口罩——在两层纱布中间放置一块吸水药棉（后人称作“伍氏口罩”）。……他仅用了67天，就控制住了东北鼠疫，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科学手段有效遏制疫情的成功案例，也是人类历史上依靠科学手段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范。
——摘自《东北鼠疫》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明代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指出英政府与明政府防疫措施的不同点，并分析不同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伍连德对控制东北鼠疫做出的贡献，综上，谈谈你对政府防疫的认识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对瘟疫认识与防治的发展。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对东北鼠疫疫情应对的特点，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唐代悲田养病坊是设置于寺院、专门收养贫病孤老者的机构。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些笃信佛教的皇帝、贵族等设立了专门的救济赡养机构。大业年间(605—617年)有的佛寺设置“普福田业”、“造福处”等机构以施舍贫病之人。武周末期，寺院中病坊数量增多，政府遂设置悲田使管理其事务，但具体事务仍由寺院主持。玄宗时期，宰相宋璟认为，病坊“骤聚无名之人......实恐逃逋为薮，隐没成奸”,故请求罢去悲田使,对于病坊中收容的病患之人,“分付其家”，但玄宗未批准。734年,玄宗下诏“禁京城乞丐，悉令病坊收管，官置本钱收利给之”。但是这些钱并不是用于病人日常生活开支，而是作为紧急备用金，只要天气许可，病人必须外出自谋饭食。宋代“安济坊”；元明“惠民药局”和清“养济院”等机构都多多少少地仿效了唐代病坊。
——摘编自张志云《唐代悲田养病坊初探》
材料二 古时，人们常用“疠”来代指传染病。在《山海经》中就有关于手握着随时可令瘟疫流行大权的“西王母”的记载。此外《山海经》还记载了熏草等药物。周代设有专门禳除疠疫的巫祝，专门负责清扫道路的"野庐氏"。《礼记》中也有“日五盥”的记载。人们还通过举行“傩”仪式来驱除带来疫病的鬼。到了秦朝，法律规定“疠者有韋(罪)，定杀”，“当迁疠迁所处之；或曰当迁迁所定杀”。秦律对“弃灰于道者”也要给予一定的刑罚。汉代的皇帝常在疫情严重时下达“罪己诏”，以求上天的原谅。汉代还通过制定法律将其大力推行“休沐”。《晋书》中还有“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的规定。到了隋唐时期，还出现了慈善性质的专门收治麻风病人的“疠人坊”。此外，中国古代各朝还有专门负责天文观测的机构,如秦朝的太史令、唐朝的太史局等通过对天象的观测对疫病进行预测。
——摘编自董维《中国古代卫生防疫思想变迁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代悲田院形成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防疫的主要措施及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疾病防治的认识。
材料 1949年10月，新中国政权刚刚建立，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发生鼠疫，流行300余里。中央得到报告后，连夜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很快，各地相继仿照这一组织架构成立了各级抗灾防疫组织。防疫委员会调动华北军区部队，并动员各省、各专署以及各县、区、村党政军民对疫区进行了封锁。中国政府组织加紧疫苗生产，在疫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防疫注射。在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后，苏联政府立即组织专家和防疫队赶往中国，他们赴察疫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并利用电台进行了防疫知识普及。
12月初以后，察北专区鼠疫彻底绝迹，封锁解除，人民生活恢复正常。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取得抗击鼠疫的全面胜利，创造了世界抗击瘟疫史上的奇迹。
——据陈辉《新中国抗击四大瘟疫历史回眸》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抗击鼠疫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抗击鼠疫的胜利有何历史意义。
材料一 408～1643年间，中国爆发全国性大疫19次之多，局部性疫情不计其教，致使“万户萧疏鬼唱歌”“饥民抢掠四起”。文献记载每当瘟疫发生时，皇帝往往派人去祈祷，采取施咒的办法安慰百姓。明宪宗曾下诏在京城崇文、宣武等六门1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殓遗尸。1587年明神宗谕旨礼部：“尔部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头诊视施给”；还强调“此后各省直有与重大灾疫，须令各府州县……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对此时人评论：“今之人皆知教荒，而不知救疫。防疫较为有效的隔离、禁止人员流动等措施，朝廷并没有推行，文献也没有记载。”
——摘编自甘海根《明代北京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材料二 1910年12月，鼠疫在东北大流行，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清政府派医学博士伍连德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为弄清楚病因，伍连德通过病理解剖染病死尸，发现了罪魁祸首——肺鼠疫，这是一种新型鼠疫，在人和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染源是感染了鼠疫的病人或者尸体；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士兵挨家挨户搜查，发现病人，就立刻送到防疫医院，还要用生硫黄和石炭酸给病人待过的房屋消毒，他克服重重阻力对尸体进行焚烧、掩埋；抽调士兵进行交通管制，还设计了一种成本极低、易推广使用的简易双层纱布囊口罩——在两层纱布中间放置一块吸水药棉（后人称作“伍氏口罩”）。……他仅用了67天，就控制住了东北鼠疫，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科学手段有效遏制疫情的成功案例，也是人类历史上依靠科学手段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范。
——摘自《东北鼠疫》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明代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伍连德对控制东北鼠疫做出的贡献，结合材料一，分析明清政府防疫措施不同的原因
（3）综上，谈谈你对政府防疫的认识
材料一 公元前431一前404年,希腊世界最为强大的两个城邦一雅典与斯巴达一发生了战争。战争开始的第二年,一场大瘟疫侵袭了雅典。病症来势凶猛,病人发热,极度口渴,舌头和喉咙充血,身体皮肤的颜色红中泛灰,最后长出脓疤烂。各阶层的人都会得这种病,包括富人和穷人。医生们无能为力,他们自己也因此而死。瘟疫肆虐的时间很短,但死亡人数很多。可能至少有1/3到2/3的雅典人死亡,包括雅典著名的将军伯里克利。雅典不仅损失了大量的军队和优秀的统帅,而且导致自身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无法做出明智的战略决策。更可怕的是,瘟疫给雅典造成混乱无序的社会秩序及信仰和道德的沦丧,导致了人们的精神崩,使城市居民士气消沉,尤其是坏了海军的战斗カ,这就使雅典不能对斯巴达进行强有カ的打击。战争在拖延了27年后,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战败告终。瘟疫还暴露出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直接导致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对雅典帝国的垮台有影响。而战争本身也极大地削弱了希腊城邦的力量,使得进入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希腊诸邦面对北方马其顿王国的入侵时,毫无还手之力。
材料二 至于(公元前430年雅典爆发的)这场疫病的结束,(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用“突然”一词来形容。从现代医学及流行病学角度分析,雅典瘟疫之所以停止蔓延并最终消退,完全在于死亡直接导致城区相对空间内人口密度的降低;战争形势深入发展令雅典方出兵远征频度增多,客观上向外疏散了城区人口:火化病尸,直接减少了病体传染源对活着的人群继续传染的几率;染病痊愈者自身产生了抗体,形成免疫群体切断了瘟疫传染链等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两则材料摘编自何成刚主编《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经济与社会生活》专题六“医疗与公共卫生(二):古代西方的疫病与影响”
（1）阅读材料,概括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的特点以及对雅典社会的影响。
（2）阅读材料一、二,结合去年底至今年一季度蔓延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疫情,指出3条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提出3条各国政府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水平的建议。
材料一 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惨烈大疫。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明末大鼠疫流行与当时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紧密相连。明朝末期是气象学上所谓的“小冰河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遭到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史载，万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发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祯十四年之后，是连续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的灭亡之后。旱灾发生后，灾民们会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一旦旱灾、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这个社会就开始崩溃了。
——摘编自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
材料二 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没有接触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
——贾雷德·戴蒙德(美)《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的命运》
材料三 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北方哈尔滨建立起庞大的细菌武器研制基地，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平房“死亡工厂”使用大量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等做极期残酷的人体试验，研制出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赤痢等多种细菌武器……据统计，中国南方浙江、江西、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因日军细菌战攻击而死亡的人口约30万。若这“30万人”的死亡数字获国内外学界公认，那便又是一个“南京大屠杀”。
——陈致远《侵华日军在中同南方实施的细菌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大鼠疫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一下新航路开辟后旧大陆病菌在美洲传播与日本侵华期间开展细菌战导致的病菌传播有何异同？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病菌传播的认识。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医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传染疾病肆虐，卫生防疫条件落后。面对恶劣的卫生状况和经济形势，1949年，中央宣布成立卫生部；次年，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会上专门论述了“团结和改造中西医”的问题，但一直以来轻视排斥中医的现象仍未得到解决。1954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为中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年，卫生部设立中医司。随后，各省（自治区）、地（市）级卫生部门先后设立了中医处、中医科，承担中医医疗预防、中西医结合诊疗等职责；到1958年，中央发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令法规；1960年间，中医医院数量增加到330所，中医学徒达8万多人；中央在各地组织大批中医工作者整理、总结、研究古典医籍和老中医的经验；并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统一经营中药材。
——摘编自中央文献编辑室《新中国成运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事业述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应对疫病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事业发展的特点。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事业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德国自由市汉堡，地处中欧，交通便捷，借助发达的水陆运输通道可快捷地到达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及中东欧广袤的腹地。此外，作为“（近代）欧洲大陆最英国化的城市”，汉堡一直与英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和频繁的人员往来。但是，在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飞速发展之时，汉堡的城市污染和居住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1892年，源自印度北部的霍乱再次侵袭欧洲。8月15日汉堡出现第1例“疑似”病例；23日，疫情便已蔓延至全城。但是，直到8月24日，汉堡市政当局和首席医务官仍一直未告知汉堡市民采取预防措施，他们害怕此举会对汉堡的港口贸易造成巨大损失，损害富豪政治集团的经济利益。到9月19日疫情得到控制，汉堡共有16944例霍乱病例，死亡8594人。
——摘编自顾年茂：《1892年德国汉堡瘟疫大流行探析》
材料二 公共卫生学最早发轫于法国。但自大革命以来，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却步履蹒跚。第三共和国初期开始酝酿的公共卫生法案饱受争议，直到1902年才艰难出台。该法案虽规定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委员会，但该机构可有可无，其存在极不稳定。1918年，席卷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对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共计24万法国平民和军人死亡。政府在应对疫情时表现出的混乱无序和无能为力，暴露出法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存在国家投入不足、政府部门之间协作松散、缺乏统筹协调性、管控不力等弊端。1920年，公共卫生、社会救助与福利部正式诞生，从此以后，公共卫生及相关社会事务在政府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法国长期停滞不前的传染病防治工作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摘编自肖晓丹：《西班牙大流感与法国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探析1892年汉堡瘟疫大流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特点和作用。
(3)结合以上材料，请自选一个角度，谈谈你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要求：观点鲜明，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