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1950年9月，美军在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越过北纬38°线，迅速占领整个朝鲜，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中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起初，联合国军司令部认为入朝的中国志愿军装备落后，而联合国军有11万人，加之其装备精良，完全有把握打赢这场战争。1950年11月27日到12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天气与美方指挥的6.5万多国部队在朝鲜东北部的长津湖地区进行了一场残酷战斗，史称长津湖战役（长今湖战役）。缺衣少食冻饿交加的志愿军，完全依靠意志和精神在冰天雪地的恶劣天气下与装备精良的敌军奋力搏杀，打退了美军最精锐的王牌部队，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美军圣诞节前占领整个朝鲜的美梦，扭转了战场态势，也留下了气壮山河的“长津湖精神”。

——摘编自佘红乐《长津湖战役志愿军胜利原因浅析》等

材料 顾诵芬（1930.2.4−），苏州人，飞机设计专家，两院院士，荣获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195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北上沈阳维修抗美援朝战伤的飞机。

1954年起，他先后承担歼教1型和歼教6型喷气式教练机的气动设计工作，在国内首创两侧进气方案，从优选择了机翼布局。1964年，他开始领导歼8飞机的气动设计工作，解决了方向安定性和排除抖振等重大技术关键，确保了飞机定型。1976年，他开始参与歼81型飞机的设计工作，1985年正式定型。1981年，他又担任歼81飞机的总设计师，把飞机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1984年6月，歼81飞机试飞成功，不久投入生产。他被誉为“歼8之父”。1988年起他领导飞机主动控制技术研究，在国内首次实现不稳定飞机的飞行。1990年起领导高性能远景飞机的概念研究。他要求年轻人才“多读书”，“树立革命理想信念”“心中有国家”“要牢牢记住历史”。

——摘编自吴晓东《顾诵芬：心怀“国之大者”，逐梦蓝天70载》

材料   从1865年起将海关全部收支总账分为海关经费支出账、海关没收和罚款收入账、吨税收入及用于航务设施的提成账、所有其他规费收入和开支账。所有海关可自行处理的结余，一律存放在指定的银行，没有得到总税务司的允许各关不得截留。1870年又公布了十项有关会计收支的条例。1873年成立了贸易造册处，负责印刷各口贸易统计季报和年报，编写贸易总报告。统计内容涉及中国财政、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资料，尤其是关于鸦片、茶、丝、黄麻和大豆等大宗进出口商品。为加强海关财务检查，在总税务司之下，专设掌管会计的稽查账目税务司。“该部门税务司总管辖海关之会计并审查各地海关之会计，至少每年到各地巡视一次，副税务司驻留北京总司署负责审查各关报表”。海关税收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1450万两。

——摘编自段晋丽《赫德与近代中国海关制度的建立》等

4 . 材料   1942年7月20日至23日召开会议，英国军政领导人决议主张在北非登陆，罗斯福拍板敲定，同意英方意见。7月25日，罗斯福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其代号改为“火炬”。罗斯福决定在北非登陆有其双重目的：一是为解救英国在北非之困，防止德日会师，以消除对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航线的威胁；二是想趁法兰西帝国之危，力图扩大美国在北非、西非、中东、地中海的影响，这是更为重要的目的。1942年10月23日夜，“火炬计划”实施，经过12天的激战，英军大获全胜，共歼敌5.5万人，击毁坦克350辆。丘吉尔将其誉为“命运的关键”。

——摘编自方连庆《国际关系史（现代卷）》

材料   维新派认为学西方，必须首先学西学，批判旧学，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为此，他们提出了一整套革新教育制度的方案。严复指出八股文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祸害，只能“长人虚骄，昏人神智”。维新派提倡发展现代西式学校制度，全国各村、镇都应设立小学与初中；高中以上的学校则应设于县城、省城等任何条件容许的地方；在北京应设立京师大学堂。同时，他们认为要对国民传授西方的生产科学技术，通过全民教育培养国民的崇尚实践、探究事理、讲究创新、反对守旧的科学精神。虽然戊戌变法只运作了一百多天，但它在思想、观念层面上为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启蒙的窗子。变法失败后，“人人竞言西学”的局面持续发展，致使清政府于1905年颁发谕旨：“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摘编自范敏华、孙锡平《戊戌变法与教育制度现代化》

材料   苏秉琦（1909-199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公众考古事业的先驱。苏秉琦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考古事业，“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人生。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各地考古材料的出现，考古工作成为非常繁重且有突击性的工作。他指出：“仅仅依靠少数专业考古和文物工作人员，是不可能做好的，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使考古工作成为全国规模的有组织的群众性工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认为文物考古工作是能够为四化做出贡献的，利用考古新材料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就会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他身体力行，将深奥的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文化知识。同时，他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多元论等思想都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到深远影响。

——摘编自高蒙河、麻赛萍《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   从万历初年（1573年）开始，张居正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推行以“考成法”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凡是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政府部门、监察机关，把朝廷政令转发给地方政府，根据事务的缓急程度及路程的距离远近规定相应的处理程序与时间限制，把拟办的公事分门别类进行登记，并按照进度每月办理注销手续。同时，必须另外编制两本文册，一份送六科备案跟踪进度，一份送内阁考查。六科收到文册之后要逐一核查，核查完毕，在下个月陆续完销表明处理完毕。如果查明有公文拖延处理或期满不实的情况，则应立即上报内阁，同时责令地方政府从严查处。若期间有官员不按规定执行，则必须究其责任子以惩处。每月、每半年、每年都需要总结考核一次，直到所有登记在簿的事件已处理完毕。

——摘编自刘贞孜《万历初期张居正政治改革实践论析》

材料   册礼是最隆重的官员任命方式，册封朝臣分“临轩册授、朝堂册授”，册封外臣有“持节册命”。唐初“立后建嫡，封树屏藩，宠命尊贤，临轩备礼用之。”皇后、太子、亲王与臣下便用相同的临轩册授礼仪，尊卑无隔。册礼使也大多是临时的差使。从唐高宗时，唐朝对册礼进行多次改革。“凡册皇后、太子、太子妃、诸王、公主，并临轩册命，陈设如冬、正之仪。”“拜三师、三公、尚书令、雍州牧、骠骑大将军、都督，在京者诣朝堂受册。”册礼使逐渐成为国家宣册命、行册礼的专项使职。册礼使的尊卑、选派均设有严格的礼制规范。册命对象地位越高，充任册使的官员级别也就越高。与此同时，对边疆民族首领或各部首领的册封，则变化不大。

——摘编自孟宪实《唐代册礼及其改革》

9 . 材料1875年1月10日，杨度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镇石塘乡一个偏僻的山村。在伯父的厚爱和良师的指点下，杨度刻苦攻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打下了扎实的儒学根基。1893年，18岁的杨度参加顺天府乡试一举成名，考中举人。

在1894年冬季会试中，甲午战败的噩耗传来，……杨度与湖南在京举人一道积极参与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签条约，整军经武。

1902年和1903年，杨度两次东渡日本负笈求学。杨度目睹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便呈现出的繁荣富强的景象，思想上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提出要把清政府改造成实行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政府的体制。

1913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聘请杨度为顾问，任职参政院，1915年，杨度写成二万余言的《君宪救国论》，极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噪呐喊。他积极联系当时的社会名流严复、孙毓筠等六人成立“筹安会”，失败后避难天津租界。

1922年，杨度跟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他利用自己与北洋军阀各派系有联系的特殊身份，为南方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8年，杨度加入郭沫若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捐款抚养中共烈士的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

1929年秋，因为对党的坚定忠诚，对党的事业的无私付出，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同志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1932年，57岁的杨度身染重病，在交完最后一笔党费后，走完了自己曲折坎坷、充满功过毁誉的一生。

1975年冬，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嘱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

——摘编自廉晓红《从“帝制祸首”到共产党员》

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非洲当地被征召入伍和自动武装起来的非洲人约有150多万，还有百余万非洲民工在各反法西斯部队中从事修建防御工程、基地、飞机场，战略道路，港口码头以及随军运输装卸等工作。艾森豪成尔曾承认，英美联军在北非的胜利是与北非当地居民对希特勒集团所进行的斗争分不开的。非洲战事结束后，有45万非洲人前往欧洲和亚洲，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战场上同法西斯军队作战，数十万非洲民工在这些地区参加军事工程建筑和后勤运输。

为应对战时需要，西方殖民当局不得不放松对非洲的某些限制，允许乃至鼓励非洲燃料动力等经济部门的扩大，非洲各地的港口和机场建设、铁路和汽车运输甚至人力和骆驼运输都特别兴旺。为解决大量劳力和技术工人的短缺，殖民当局雇佣或强征众多破产农民到矿山、种植园或城市企业劳作。同时；为非洲人开办特设的行业训练班，由此，固定、熟练的工人阶层力量大大增强。随着对宗主国联系的减弱，非洲本土企业家和商人的活动范围也得到了扩大。

——摘编自顾章义《论二战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