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从运动的整体情形看，它实际包含四项内容：施行汉语拼音、使用简化字、写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四项中的每一项，又可以单独构成一场运动，四项内容在实际运动中往往结合在一起。运动大体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文字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文学革命的框架内，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大气流，迅速升腾为席卷全社会的潮流。“五四”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但得到了北洋及国民政府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与弘扬。整场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书同文、语同音”的目标。文字改革运动将汉字改造成为了一套科学符号，使其真正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堪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

——摘编自李洪岩《浅议近代的文字改革运动》

材料   刘晏改革漕运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派役，实行雇佣制，变民运为官运，改强迫劳役制为雇佣劳动，即由国家经营转运粮食的业务，政府用榷盐所取得的丰厚的收入的一部分雇船工水手转运，付给他们可观的工资，对提前完成任务……的水手给以优惠的奖励。刘晏还把招募来的船工水手组织起来，采用军事化管理办法，派部属卒每船30人，十船为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掳，确保安全运输。这样改革的结果是……每年多达110万石……从江淮运到关中，只需40余天。损失大为减少，竟“无升斗溺者”……每斗价格比以前减少了十五钱。刘晏改民运为官运，没有强制征用一个老百姓服劳役，史称“不发丁男，不劳郡县”。

——摘编自周道生《论刘晏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       为充实行政管理权，维新政府于1869年推行“版籍奉还”政策，但各知藩事仍可以继续对自己的领地实施统治，政府依然被各藩架空。1871年西乡隆盛入京促成了“三藩献兵”，组建了维新政府军，政府便开始真正实行废藩置县，该政策起初在萨、长两藩悄悄试行，进而扩大至土佐藩、佐贺藩。7月9日，西乡隆盛等萨、长两藩的要员制定了废藩置县的草案，随后明治天皇下达了废藩置县的诏书。至此，日本的各大小藩成为历史，实行“三府七十二县”的行政划分。在中央政府“保障俸禄与贵族身份”的承诺之下，各知藩事交出了对各藩的统治权，并全部移居至东京。东京、京都、大阪这三大城市受德川幕府直接管辖，改名为“府”。府由“府知事”管理，县由“县令”管理，两者都是维新政府直接任命的官僚。通过“废藩置县”的举措，原先百姓向藩主交纳的年贡便成了中央的财政收入，从而奠定了维新政府的经济基础。

——摘编自李宪章《明治维新》

材料 明宣宗（1399—1435）在位期间，致力于守成明太祖、明成祖所创基业，达成了为后世所称颂的“仁宣之治”。明宣宗登基后，反复告诫朝臣及沿边守将：“天下虽安，不可忘武”，“毋谓已安，虽安不可忘危”。他把整治武备与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治乱御侮，安内攘外，为久安之计者，必在严饬武备，修明军政。”在明宣宗看来，“穷兵黩武，亦非帝王盛德事”，在位后不久，果断作出了撤兵交趾（今越南北部）的决定，一举使明朝走出困陷其中二十年的战争泥潭。在对待北方蒙古各部势力上，明宣宗一改明成祖时期主动出击的做法，实行宽大怀柔之策，提出了“严兵保境”“守备为上”的守边策略，成为有明一代守卫北边的战略主导方针。明宣宗的用兵方略，主要表现为“兵贵神速”，出奇制胜。宣德元年，封在乐安的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明宣宗御驾亲征，力排众议，催督大军连夜急行，其神速进击令朱高煦始料未及，束手就擒。

——摘编自葛业文《明宣宗军事思想述论》

材料   赵丸章（1907-1968），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全国气象台网建设的实际困难，赵九章主动带领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相关研究人员与军委气象局合作成立了“联心”与“联资”两家合作机构。两家机构在“寒潮、台风警报等灾害性天气预报业务及培训预报人员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国卫星研制工作始于1958年的“581”组，当时赵丸章任副组长，该项任务涉及组织联合中科院力学所、自动化所、化学所、电子所以及计算技术所等平行机构，赵九章又主要负责卫星设计与火箭探空的技术问题，所以他经常把不同部门的科学家们召集在一起进行研讨。1964年，我国导弹成功试射，赵九章敏锐地意识到卫星研制该真正提上日程了，于是立即着手向党中央写建言信，周总理很快就把信转给聂荣臻副总理落实。1959年3月，赵九章向国务院建议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1963年，他借鉴美国培养科技精英的经验，提出可以先办研究生班，后建研究生院的建议。赵九章不但是“我国把数学、物理学引入气象学的第一人”，还是我国开展海浪研究的第一人，开展现代空间物理学研究的第一人，人造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摘编自史现明《赵九章对科学家精神的贡献——协同精神与敢为人先的科学教育家典范》

材料大观元年（1107）正月，蔡京“复拜左仆射”开始着手整顿崇宁五年（1106）以来被荒废的各项货币政策，“复广、患、康、贺州旧铸夹锡钱监”，恢复夹锡钱的铸造和通行，国内货币市场内流通的夹锡钱数量再度迎来铸币高峰。同时蔡京也对小钞的定位做了调整，“勘会外路当十钱诏不行使路分，民间私有当十、当五、当三钱并限今来指挥颁到日，限一月纳换，除官铸钱以小钞给还外，其私铸钱计小平钱三文足，或愿依中卖铜价者听，并以小钞给之；给限满不纳入官，或限内私相交易者，依私铸钱法施行。”即以一当三，若超过兑换时间仍持有私铸当十钱，就以罪论。这是蔡京逐步淡化小钞吸收当十钱的重要举措。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民间流通的当十钱必然不可能尽数交纳，但是实际上宋廷给予百姓的补贴也是比较适配大钱实际价值的，也能够吸引百姓前往兑换。所以这条诏令的实际意义就在于否定民间对当十钱的私铸，同时肯定了官方当十钱的再次流通，这对打击民间盗铸行为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齐德舜《蔡京货币改革与陕西路金融体系的崩溃》

材料   马钧，字德衡，三国时魏国人，中国古代科学家。马钧为博士时，生活贫困，改进了旧式织绫机，使其可以随心所欲地织出各种奇妙的花纹；为给事中时，常侍高堂隆和骁骑将军秦朗认为指南车不曾存在，马钧却认为“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并制成了指南车。马钧住在京师，城里有地可以种植菜蔬，但无水灌溉，于是他就改进了翻车。马钧见诸葛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他曾经试验用一个车轮挂上几十块砖头瓦块，可以将弩抛射到几百步远的地方去。傅玄评价其说，古代的公输般、墨翟、近代汉朝的张衡都不及马钧，“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但马钧“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实在可惜。

——摘编自裴松之《三国志·杜夔传》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