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刘晏改革漕运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派役，实行雇佣制，变民运为官运，改强迫劳役制为雇佣劳动，即由国家经营转运粮食的业务，政府用榷盐所取得的丰厚的收入的一部分雇船工水手转运，付给他们可观的工资，对提前完成任务……的水手给以优惠的奖励。刘晏还把招募来的船工水手组织起来，采用军事化管理办法，派部属卒每船30人，十船为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掳，确保安全运输。这样改革的结果是……每年多达110万石……从江淮运到关中，只需40余天。损失大为减少，竟“无升斗溺者”……每斗价格比以前减少了十五钱。刘晏改民运为官运，没有强制征用一个老百姓服劳役，史称“不发丁男，不劳郡县”。

——摘编自周道生《论刘晏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   美国和德国军队于1944年10月2日至21日在德国亚琛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一场战役，即亚琛战役。此时，亚琛这座城市已经被纳入德国西部边境的主要防御网络——齐格霏防线内；盟军希望能够迅速占领它，并将其推进至鲁尔盆地中的鲁尔工业区。尽管亚琛的大部分平民在战役开始前就已经被疏散，但该市的大部分地区被摧毁，战役双方都遭受了重大损失。此战中美军伤亡5000多人，德军的伤亡人数与美军大体相同，另有5600多人向美军投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所经历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役之一、也是盟军在德国领土上占领的第一座城市。这场战斗以德国守军投降而告终，此战役前不久，德军统帅部还沉浸在一片乐观的氛围中。

——摘编自熊武一、周家法等主编《军事大辞海》等

材料   马钧，字德衡，三国时魏国人，中国古代科学家。马钧为博士时，生活贫困，改进了旧式织绫机，使其可以随心所欲地织出各种奇妙的花纹；为给事中时，常侍高堂隆和骁骑将军秦朗认为指南车不曾存在，马钧却认为“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并制成了指南车。马钧住在京师，城里有地可以种植菜蔬，但无水灌溉，于是他就改进了翻车。马钧见诸葛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他曾经试验用一个车轮挂上几十块砖头瓦块，可以将弩抛射到几百步远的地方去。傅玄评价其说，古代的公输般、墨翟、近代汉朝的张衡都不及马钧，“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但马钧“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实在可惜。

——摘编自裴松之《三国志·杜夔传》注文

材料：李济(1896—1979)又名李济之，湖北钟祥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始终将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认为考古学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真实可靠的历史，最终推动健全的民族意识形成。针对上古史研究文字记录严重不足的状况，李济认为应关注地质、气象、古生物、人类文化遗址、民族学、人类体质学等各涉及多门学科的资料。他主张采取比较法，做到中国与外国比，国内各区域相互比，“比较各处的事实”“认识各处实物的真正价值”。他赞成在考古资料收录方面应详细记载出土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做法，认为这体现了史学家求真的态度与素养，此外还要保持有控制的想象力。

——摘编自杨天通《考古和人类学视野下的古史重建》

材料一   秦始皇在纪功石刻里说：“乃今皇帝，壹家天下”“诛乱除害，兴利致福”“忧恤黔首，朝夕不懈”“功盖五帝，泽及牛马”。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二   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怒，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

——《汉书·贾山传》

材料三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限。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节选自李白《古风·秦王扫六合》

材料   1982年全国各地艺术表演团体纷纷改革，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承包经营和“定额补贴、节余分成”的承包责任制，推行定额计酬的浮动工资制，1982年，河北省大厂评剧团大胆进行改革，坚持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共演出6000余场，观众达1000万人次。1984年，全国大部分省市的艺术表演团体进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地、县级。沈阳话剧团推出了《搭错车》等十几台大戏。其中《搭错车》连演1460场，足迹遍布全国22省200余座城市。全国艺术表演团体1980年演出540000万场，1985年上升到740000万场。1988年，国务院提出了“双轨制”，少数代表国家和民族艺术水平的，或带有实验性的，或具有特殊的历史保留价值的，或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主办；大多数艺术表演团体，采取多种所有制形式，由社会主办。

——摘编自殷瑞航《新时期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启动》

材料陈公哲，祖籍广东，是近代著名的武术家和教育家。他邀请了孙中山为精武会题写了“尚武精神”的横匾，扩大了精武会的影响力。由他主办的《精武书刊》，对于记录精武体育会的历史，以及传播传统武术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他的努力下精武体育会发展十分迅速，此后遍布东南亚、美国等地。他多才多艺，不仅擅长多种体育运动，还在摄影、考古、书法等领域取得了成就。他认为体育是德育和智育的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精武体育会会倡导“天下大同”精神，他将儒家思想中的“克己”“平等”与西方“博爱”思想结合，体现出一种大包容的世界主义思想。精武体育会中不分阶级，一视同仁，只要具有为他人牺牲的勇气和诚意就可以成为兄弟。在民族危亡之际，大批精武学员为国家和民族英勇牺牲，受精武精神感召，大批民众纷纷募捐，为体育教育和抗日活动贡献了力量。

——摘编自王换源《武术名家陈公哲与精武体育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