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过程中逐渐染指中国的路矿利权。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制定矿律为当务之急。新政时期，清政府先后颁布了若干矿务法规。1908年，农工商部在此前颁行矿务章程的基础上，参照英、德、法等国矿章，颁布实施《大清矿务章程》。章程规定以农工商部为总理矿政的中央机构，在京设立矿务总局办事处，各省设矿政调查局；明确了华洋合办煤矿的具体政策，规定洋股以十分之五为度；章程同时对矿区、执照、税收、矿工等亦各有规定。这部章程吸取了外国矿业法中的有益部分，填补了中国矿业法的空白，为后来制定矿业法规提供了依据。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 713年7月，唐玄宗刚刚总揽大政，即颁发了《命新除牧守面辞敕》，要求赴任的都督、刺史都要向皇帝“面辞”，以便皇帝面授机宜和讨论理政安民之道。开元二年(714)正月，唐玄宗又颁发《简京官为都督刺史诏》，指出：牧守与地方治乱至为相关，决定于京官内选“宏才通识、堪致理兴化者”授以都督、刺史之职，使京官与地方官相互对流。针对以往考核官吏时，县令虽有政绩，也多不得上考(考绩分上、中、下三等)，唐玄宗在《劝奖县令诏》中特别规定：“其县令在任，户口增益，界内丰稔，清勤著称，赋役均平者，先上考，不在当州考额之限也……”欧阳修说：“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诫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

——摘编 自田廷桂《唐玄宗改革地方吏治》

材料   改革官僚机构是戊戌变法的重头戏。有学者认为封建王朝末期的改革之所以成效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者用于发动改革的官僚队伍本身就是一支腐败之师。因此，封建王朝的历次改革都将精简机构与人员作为挽救王朝命运的措施之一，戊戌变法也不例外。甲午战后，光绪帝为奋发自强，命督抚廷臣保举人才以备调用，于是各方保举折片络绎不绝，然光绪帝尤对维新党人青睐有加，授予他们极高的品衔，有利于推动维新变法的同时，也使维新派陷入与老资格官员的尖锐对立之中。此外，光绪帝还对官僚机构以大刀阔斧之势进行改革。1898年6月，仅京师一地被裁撤衙门就达十余处，被裁的官员胥吏“将及万人”，以致“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地方督抚看到京师乱象后，其原本的观望态度变成敷衍，裁撤诏令在地方成为一纸空文。

——摘编自熊小欣《再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道婆者，姓黄氏，本镇（上海松江乌泥泾）人也。初沦落崖州（海南），元贞间 (1295 —1297年）附海舶归。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布，而道婆最善是业。先此，乌泥泾土壤贫瘠，民多困贫，道婆遂觅种子闽广间。然尚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拼去子，厌功甚艰，道婆乃教以制造捍、弹、纺、织之具，既以便民矣。至于错纱、配色、综线，各有其法，织以折枝、团凤、棋局、文字，粲然若写。（道婆）教他姓妇，不倦。土人竞相仿习，稍稍转售他方以牟利，业颇饶裕。

-—据清朝同治年间《上海县志》

材料二   2006年，在上海“黄道婆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来自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80 多位专家学者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问题进行了研讨。2007年，上海教育主管部门编制了《黄道婆——被更乌泾名天下》作为中小学的课外阅读材料。2009年，“黄道婆在三亚”的学术研讨会召开，研讨主题是“黄道婆是三亚黎族之女”，参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该命题。2010年，海南三亚市主办了创建“中国衣食父母主题公园专题研究会”，宣告将要建造黄道婆纪念馆。

——据谭晓静《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海南黄道婆文化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