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材料一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旧的贵族等级体系开始瓦解，新兴的士阶层崛起……各国统治者出于争霸需要，礼贤下士，争相招揽人才。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三   士人周游列国，颇受重用。他们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当时出现众多学说、学派，各自提出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看法，彼此论战辩驳，形成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局面。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旧。儒家，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法家，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先秦诸子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粗读诸子之书，似乎所注重的，都是政治问题。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秦人本无其本身之文化传统，战国以来，凡所兴建，皆自东方移植。然东土学术，本自有齐鲁与三晋之别。凡秦人所师受而信用者，本是三晋功利之士。至于齐鲁问学者讲学，重历史文化精神，则秦之君臣，因未之前闻，抑亦无情欲赏，此实有合于秦廷向来对于东土文教不甚珍重护措之态度，而于是乃有所谓焚书之事，此实中国史上一至值重视之事件也。焚书之起，在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仆射周青臣与博士淳于越，辨废封建之得失，淳于越称说殷周，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李斯知封建旧制之不足复，而犹尚希慕于古者学术统于王官之成规，而欲尊王学于一统，以禁绝民间私家之学。政治家过于自信，欲以一已之意见，强天下以必从，而不知其流弊之深，为祸之烈也。至后世学人，乃专以专制愚民归罪奏之君臣，此亦未尝不是，然亦仅呵谴其外貌，犹未能深探其内情耳。秦廷当时禁令，实似并不以焚书为首要，最要所禁制者实为以古非今，即首禁议论当代政治，次禁研讨古代文籍，第三始禁家藏书本。秦廷之焚书坑儒，古今人尽非之，然实不知焚书一案，其注重者尚不在焚书也。

——摘编自钱穆《秦汉史》

材料三 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汉武帝大举贤良文学之士，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就汉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成就治世的策略。齐地儒生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相继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并受封平津候，于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一   古代中国的知识和学术，原本是为官府所垄断，是所谓王官之学。但是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成为“士”（特殊的知识阶层）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这就大大地扩展了受教育的范围，使知识以更快的速度向民间转移和传递，这成为士人的另外一个来源。私学和士人之间，实际上呈现着一种互动的关系。他们二者的结合，则是诸子学出现的直接土壤。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   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来自民间，以道家思想为主，整合了阴阳、儒、法等各家，但它只是社会普遍认可的思潮，没有被官方确立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形态。到汉武帝继位后，在董仲舒等儒家信徒的辅助下“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初步确立了儒家官学的地位，同时也奠定了其后几千年儒家学说尊崇的地位。当然被尊崇的儒学，并不仅仅是先秦儒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融合先秦诸子学说的基础上，顺应现实而做出的思想重大发展。

——摘编自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